傅抱石款《湘夫人》考辨.docVIP

傅抱石款《湘夫人》考辨 　　南方某拍卖公司2006年春季上拍一件傅抱石款《湘夫人》（镜心，设色纸本，43.7×47.5厘米）。此作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造型不准、风神不够、笔墨生硬，疑伪的可能性较大。然而，其“背景”却非同一般：参加了1989年12月新加坡文华艺苑私人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名画家选”展览，且于“2006年4月3日经傅二石先生鉴定为真迹精品，并签署鉴定证书。” 　　 　　一位画家的作品经其直系亲属签署了鉴定证书，外人再提出异议，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在常人眼里，画家亲属的鉴定权威性仅次于画家本人，更不要说，画家的亲属本身就是一位耳濡目染承其先人画风、造诣颇深的画家。 　　为此，有必要先来谈谈画家亲属介入鉴定的问题。 　　 　　一 　　 　　鉴定学所主张的鉴定依据是画作本身的风神气象和笔墨习性，而（画家）亲属不是其所依赖的依据。尽管不排除子女对“父亲的绘画是熟悉且对于先人创作的题材作画时用笔、用墨、用色、章法布局，还有落款、钤印都是非常了解的”（陈半丁之子陈燕葆语），但是，严格意义上，（画家）亲属终究不是鉴定家，画学不可以等同于鉴定学，这是不可混淆的学科界定。对先人绘画“熟悉”和“了解”，并非就是鉴定学意义上对先人的绘画笔墨有深刻理解和系统认知。 　　关于亲属介入鉴定的问题，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罗青先生在《谁对书画作品拥有鉴定权》一文中有过一段值得思考的阐述： 　　家属鉴定是个大问题。我们可以从记号学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记号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一切人为记号回复到原本最初的状态，去除因时间累积而层层加诸其上的不同观念、诠释及文化印记。而记号学的另一个原则是记号的“不可逆性”。什么叫不可逆性？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就在纸上画了一棵树，或写了一个“树”字。后来有人进来看见了这棵画的树，或写的“树”字，就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认知这两个“记号具”所产生的“记号义”，而绝对不会认知到我所看到的那棵“特定的树”。人为的“记号具”无法回到原来被看到的那棵树的状态，读者只能按照“记号具”的自身规律，来进行“记号义”的建构与判定。因此，物体一旦被记号化之后，它就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运用到艺术作品的鉴定上，评鉴问题不是谁说了算，而是说所有的“参与者”以什么样的一套共识准则来运作。 　　罗青先生说的鉴定“是说所有的‘参与者’以什么样的一套共识准则来运作”，这问题提得很好。 　　在我看来，“参与者”的所谓“一套共识准则”应该有其形成基础，这“基础”虽有“记号学”的因素在，却不是唯一。 　　根据我多年的鉴定心得，鉴定学的指导思想理应恪守“四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这“四论”作准尺，就不会出现差错。大凡为学者，治学的方法很要紧，方法对头了，认识就上去了。我在2006年4月7日接受《安徽商报》记者采访时曾就书画鉴定问题谈了我的鉴定方法： 　　一幅画，我看第一眼，就评判这画我能否画得出来。第一眼看气象，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揣摩特征、结构、运笔，画家都有习惯性的笔性特征，书画创作是最典型的个体行为，排他性的。 　　实践（实践有两层意义：一是鉴定学的研究和鉴定的实践；再就是书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实践。）深了、精了，就可以与画对话了。绘画作品体现了画家的修养、功力，是他为人为艺的综合体现。书也好，画也好，都是“养”出来的，有它独特的气韵。 　　鉴定，是一门科学。具体到对一件作品的鉴定，需要的是全方位、立体、多角度的把握，要吃透一个流派、一个画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取向、创作理念和笔墨特性。这，或许可以称之为鉴定法则。 　　如何鉴定一位画家的作品呢？我总结出了一套“系统方法论”： 　　要想对一个画家的作品进行系统“认证”，就得先对其可见的作品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气息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归纳出“系统方法”。所说“气息系统”，就是画家的“行为惯性”，而这“行为惯性”在其“成功”作品或其“非成功”（非正常）作品里都是必然存在的，这是一以贯之的生理和心理现象?D?D不管是幼年还是壮年抑或是衰年。 　　判定一件书画作品的真伪，应该是以“气息”为准绳，以“笔墨”为依据（我向来主张鉴定书画应持合情、合理、合法这三要素，其中“合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离开了作家的固有的“气息”和排他性的“笔墨”，任何看似符合逻辑的推理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鉴定书画的真伪，面对的是画面上的笔墨所传递给我们的原作者的审美理念、知识修养、笔墨功底、个性色彩等等诸多“非硬件”的“活”的软信息，而这些颇具生命力的软信息又非得鉴定者的审美理念、知识修养、笔墨功底、个性色彩等等诸多因素与作者的与之相关的信息形成比较接近时才能完成相互传递的过程，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看似神秘唯心，实则是非常客观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