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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 　　摘要：南渡及南宋前期的艳情词在主题意蕴、表现方式、情感内涵等方面与前代艳情之作相比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它们大都是闺怨离别之情与英雄志士之气交相融铸而成；它们有意运用“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方式来传情达意，借儿女柔情寄托词人个体倍受压抑的情怀；它们常常浮动着一种超越了个体情怀的社会意识与时代情绪。 　　关键词：南渡；南宋前期；艳情词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2-020-03 　　作者：蒋晓城，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湖南，岳阳，414000 　　 　　历史和文学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发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对于赵宋王朝来说，是一种大不幸，因为它摧毁了一个庞大的政权，可对于流行一时的歌词创作来说，又是一种大幸，因为它同时扭转了晚唐五代以来直至北宋后期词坛那种浅斟低唱、剪红刻翠的创作主潮，使词开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与国家的命运一同呼吸。以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为代表的一批词人，他们把炽烈的爱国热情、豪迈的英雄气概连同悲壮的抗争精神注入到歌词的创作中，抗金复国，忧时伤世成为南渡及南宋前期词坛的响亮曲调。但尽管如此，晚唐五代以来的闺情相思，伤春惜别之作在这个时期依然存在。如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以豪迈悲愤之词而著称的词人张元干、张孝祥就不乏此类作品。辛弃疾词以雄豪著称，于剪红刻翠之外，另立一宗。即使如此，却也有它婉约缠绵的一面。写男女恋情、相思离别的词作在辛词中多达70多首。至于步趋北宋后期词坛创作，以抒写柔情绮思为主的词人更不在少数。不过，南渡之后的艳情词，虽然并没有完全褪去前代艳情词的痕迹，但伴随着南宋前期词坛词的创作转换与艺术的深化，它们在主题意蕴、表现方式、情感内涵等方面与前代艳情之作相比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 　　 　　一 　　 　　南渡及南宋前期词人的艳情作品中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事实：词人自叙其柔情绮思的极为罕见，而绝大部分作品描写的都是女性的伤春孤独、离愁别怨之情。这跟晚唐五代、北宋的“男子作闺音”式的词作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些“男子作闺音”式的“代言体”艳情之作，其创作主体已经再也不是晚唐五代、北宋那样的士大夫文人了。 　　靖康之变，神州沉陆，金人的铁骑无情地踏碎了北宋后期的奢侈享乐的世风，繁华的国都遭到了金人无穷的掠夺和洗劫，广阔的中原大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屠宰场。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惨痛现实无情地打破了文人士大夫的好梦，尖锐的民族矛盾在他们的心中激起强烈的愤恨与不平。他们或勇赴国难，从戎杀敌：或口诛笔伐，摇旗呐喊；或感慨时世，忧患危机。可是奉行投降路线的赵宋统治集团却恬不知耻地与金人连续签订了“绍兴和议”、“隆兴和议”，而且对于他们的抗金意愿与抗金行为进行严厉的压制和打击。因而他们虽身负复土救民的雄心壮志却无路施展。于是，长期以来在“花间”小径上徘徊的歌词成为他们表达理想、宣泄情怀的载体。“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张孝祥《六州歌头》)、“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辛弃疾《贺新郎》)，这些火热的乐章唱响了豪迈悲慨、激越苍凉的强音。它们展现的是南渡之前的词坛不曾出现过的悲壮的英雄主义情愫。这已经不是诗人词客等一般文人士大夫的笔调，而是国土分裂、战火纷飞的时代风云所激荡下的英雄志士的声音。清人王士祯《倚声初集序》云：“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颇有见地的道出了词的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和社会角色的变化，虽然在南渡之后的词坛，词人群体众多，风格不一，但是秉承苏轼词的雄豪奔放与“中兴四大名臣”等人慷慨悲壮的词风发展而成的英雄志士之词已成为南渡及南宋前期词的主流，而“词坛巨龙”辛弃疾以及属于辛词一派或为辛词所牢笼的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刘克庄等人的词作就是南渡及南宋前期之创作主流的突出代表。 　　南渡及南宋前期词创作主体身份的改变带来了“代言体”词作的创作特征的变化。以英雄志士为创作主体的艳情之作在女性的伤离怨别之情别具一种英雄志士的意气、风度与情怀，跟以往的诗人词客等一般文人的作品已不可同日而语。如刘过《贺新郎》(老去相如倦)写歌楼商女的飘零身世，与北宋前期词人晏殊的《山亭柳》颇为相似。然而刘过毕竟是一个心怀匡复壮志的豪杰之士，与晏殊这样的文人雅士自不相同。《贺新郎》一词在歌女的沦落生活和哀怨情怀中，贯注着一种英雄迟暮、志士失路的深沉悲叹，与晏殊词旨趣大异。再如辛弃疾饼《满江红?暮春》写的晚唐五代以来词人笔下烂熟的内容：闺中女子伤春怀人的心理情怀，可它却给人以与晚唐五代以来的闺情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