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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侔造化 冥受鬼神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扌为 叔，号悲庵、无闷、梅庵。浙江会稽（今绍兴）咸丰举人，历任都阳等地知县，为晚清著名画家、篆刻家，其书画、篆刻、诗文不谐于世，清新脱俗，独标高古，使人骇愕。有《二金蝶堂印谱》、《勇庐闲话》、《梅庵集》、《六朝别字记》、《悲庵居士诗剩》、《补寰访碑录》传世。 　　赵之谦书法初学颜鲁公，“二十年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无所得”，后受包世臣北碑理论的影响，才改弦换辙，师习北碑，心摹手追，竟迷恋至深，乃一发而不可收。其后他又兼采邓石如的隶书笔法来写北碑，并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书风为之一新，于北朝书艺的浑金璞玉之中，融进颜正卿雄浑宽博的雍雍气度，在楷书中带有浓烈的隶书笔意，用笔丰腴凝重，劲朗透彻，创造出“颜底魏面”的崭新书派。 　　在赵之谦的书法中，当推他的“颜底魏面”的楷书为最长，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赵体”也于此。其它如隶书、篆书也有独到之处，其用笔的草率随意，于漫不经心之中显出活泼天趣的憨态，自然流露而无斧凿之痕。在楷、隶、篆之外，对于行书，赵之谦也是极为擅长的，他常以魏碑笔法入行草，浑朴秀劲，笔墨酣畅，既浑厚且爽利，不乏秀丽之美，往往笔划交叉处见棱骨，偶而因墨饱而笔划相并，成了墨团，而中间又微露一丝空眼，柳暗花明，恰到好处，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耐人寻味，百读不厌。赵之谦行书的风格和特点，除了他的传世作品，得到很好体现外，其它在他的书信、手札中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赵之谦众多的作品里，书信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书信或论学，或论艺，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后人曾将其手札影印辑成《赵扌为 叔手札》、《悲庵手札真迹》、《赵扌为 叔尺牍》等，为我们研究赵之谦的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这些信札中，作者的卓越才华和神采飞动的情致随处可见，在无忧无虑的逸兴闲意中，信手挥洒，行气贯通，纵横使转，势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以其婉转流丽之笔，化北碑之凌厉、干戈于玉帛，一展北朝书法流畅自然之美，而赵之谦孤愤自赏，嬉笑怒骂的性格也跃于纸上。 　　赵之谦的行书，如同他的楷、隶、篆一样脱俗超凡，自成一家。然而，世人论及赵之谦的书法，多重于他的楷、隶、篆，这或许跟赵之谦本人对自己书法评述有关，他在《与梦醒书》中曾自评，“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这除了隐约表示自己于书法擅长篆、隶、楷之外，对于行、草书则基本上是抱否定态度的。这当然是大师的谦虚，因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恰恰是这种他自己所“未学过”的行书，较之他的篆、隶、楷书来，则更有着一种笔墨腴润，机致洒脱的佼然风神，令人怦然心动。因为他在书写这些“稿书”时，心无芥蒂，神思超迈，信手拈来，一任天机，以致机趣迭出，翰逸神飞，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足为后人借鉴。 　　也许赵之谦对书法追求的是一种随意率真的个性美，所以他对馆阁体一类的字是深恶痛疾的，认为馆阁体“必排字如算子，令不能疏密，必律字无破体，令不得增减”（《章安杂说》），值得一提的是赵之谦虽十分重视书法，却反对“二王”书法。认为“二王”书法非“唐人摹勒”，只因“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抚勒之事，逐成迎合”。“据近世摹写数过之本而力信古，反不如取每科状元策学之尚是真面目也。”（《章安杂说》）把“二王”书比之状元策学之不如，可说是很大胆的，从中可看出赵之谦对书艺的追求上不趋时人，自抒胸臆，不为前人所惑，超拓进取的胆识和勇气。 　　赵之谦于书法，绘画、篆刻、诗文皆能，尤以印章成就突出，声誉最隆，流风所向，影响至今。从能见到资料及原作，约300余方，其中自用印约一百四、五十方，余为魏稼孙、沈均初、傅节子、潘伯寅、周季贶等友朋知好所刻是极大部分的。赵之谦从17岁起“始为金石之学”初涉印苑时受丁敬、黄易印风的薰染较深，学过浙派切刀法，后又宗法秦汉玺印、宋元朱文、皖派等，融会贯通之间，在传统上加以变化发展，既继承了秦汉玺印的精髓，却又不入前人樊篱，意在浙、皖两派之间自辟新境，令冷寂的同光年间艺坛为之一振。 　　赵之谦篆刻受邓石如影响较大，邓石如曾以秦汉碑碣等文字来丰富自己书法的艺术表现力，并把各种书体的意韵融入印面中，从“印内求印”中突破出来。赵之谦从中悟得其法，取他人所不用的镜铭诏版、六国钱币、碑碣铜器、瓦当等文字入印中。正如其“赵之谦”印款所说“从六国币求汉印，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同时，他拓宽了印文的取材领域，丰富了篆刻的形式美感。“将一切印外的金石资料大胆入印，这一门户的打开，大大丰富了印章艺术的表现能力，也把印章艺术提到了更高的境界，为后人寻求个性的表达疏浚了大小纵横的河道。”（黄??《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赵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