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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风眠研究的简述 　　学界对林风眠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后一阶段则理论思辨色彩较浓。 　　第一阶段(1924－1976)为“作品评论”阶段。1924年，林风眠尚在法国，中国《艺术评论》记者杨铮就采访他，写一“专讯”寄回国内，称赞油画《摸索》；同年，《东方杂志》第21卷16号报道法国斯特拉斯堡的“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并高度评价林风眠。1926年3月，林风眠在北京举办回国后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京报》等报刊发表数篇评论，有王代之的《林风眠艺术成功的三个时期》、邓以蛰的《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邓以蛰的文章尤其深入，既对作品有细致的分析，又揭示了中西绘画各自的特点。这篇由理论家撰写的专论，一度将林风眠的作品评论活动推向高潮。1928年，林文铮在《美展会中之六家》一文中对林风眠新作《人道》的思想内涵进行阐释：“这一幅不是描写被自然摧残的苦痛，而直接描写人类自相残杀的恶性，作家沉痛的情绪，可于人物之姿态及着色上领略得到。我们试举目四顾，何处不是人食人的气象?以横的方面看起来，这幅画可以说是中国现状之背影，亦即是世界之剖面图。从纵的方面看起来，可以说是自有宇宙以来人类本性的象征。”1934年，《申报》上发表了《林风眠的绘画》(作者署名“活水”)一文，指出林风眠由以前的“用色有点儿冷静”到“现在……热烈到了极点”，又受杭州西湖环境的影响，“无论造境、构图、用笔、运墨，都显然有一种轻灵娟秀之气”。 　　1947年，一位作者署名“无名氏”，发表了万余字长文《林风眠东方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分上下两篇，调子很高，指出“未来的中国画史，必将以林风眠为分水岭，分为‘林风眠以前’的画和‘林风眠以后’的画”。作者认为，“在技巧上他(林风眠)融和了水墨与油的趣味，平衡了古典作风和现代技巧，再加上他无底的谦虚、不倦的学习、三十年来的苦工与自我斗争，终于在历史上，他第一次真正综合了东方与西方，融化了两者的艺术，创造出明日的人类艺术”。文章还比较战后西方现代艺术家各自的追求，进一步展示林风眠艺术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色，强调“在未来的东方文艺复兴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他在中国新国画革新运动上的影响，将如赛尚纳(今译作‘塞尚’，编者注)对欧洲现代画的影响”。 　　1949年后，林风眠潜心探索，基本上形成他那高度个性化的绘画面貌，然而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林风眠的评论落入低调。20世纪50年代，只有李树声留下了一份《访问林风眠的笔记》。60年代初，政治气候相对宽松，文艺界也显得比较活跃，对林风眠绘画的评论又开始出现，如唐云的《画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米谷的《我爱林风眠的画》及陈秋草的《诗趣?梦境?画意――林风眠画展读画漫记》等。其中米谷的文章发表不久就遭遇批判，其实米谷仅仅介绍了林风眠融合中西艺术的探索过程和“绘画单纯化”的创作观点，并对芦苇飞鸟、山水风景、花卉静物等代表性作品作了图像分析，对某些作品题材与形式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揭示“画家是如何在努力刻画着不同特征与意境，使它们产生不同效果”。 　　傅雷曾表示要为林风眠写传记，而林风眠也为此写过回忆性文字。然而到了“文革”，林风眠锒铛入狱，傅雷愤然弃世，一切都成泡影。早先，傅雷在1961年7月31日致友人刘抗的信中说：“现在只剩一个林风眠仍不断从事创作。因抗战时颜料画布不可得，改用宣纸与广告画颜色(现在时兴叫做粉彩画)，效果极像油画，粗看竟分不出，成绩反比抗战前的油画为胜。诗意浓郁，自成一家，也有另一种融合中西的风格。以人品及艺术良心与努力而论，他是老辈中绝无仅有的人了”。信中，傅雷还谈了他对融合中西艺术的看法：“惟真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征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合‘中西’。”傅雷自称此信是他多年来对中国美术界观察思考的心得，他对林风眠的分析和评价，也应是他心中的林风眠传记的基调。 　　第二阶段(1977－现在)为“理论研究”阶段。1976年后，林风眠再次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研究者既有林风眠当年的同行、朋友和学生，又新增了许多美术史论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浙江、上海等地还成立了林风眠研究会，有力地推动了林风眠研究的全面展开。 　　在此阶段，学界首先展开了对林风眠历年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林风眠创作颇丰，但作品散失、毁坏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不少出版社相继编辑出版林风眠画集，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等都做过相关工作。其中，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林风眠全集》所收的数量最多，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林风眠之路》所收的作品最精。台湾历史博物馆也出过一本大型的林风眠画册，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