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收藏的抗战歌曲集.docVIP

国博收藏的抗战歌曲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数十种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发行的歌曲集。它们尘封库中数十年，大多破旧不堪，纸色变黄，污迹斑斑，少有人问津。然而它们是历史的遗存，珍贵的文物，留给我们的是原汁原味的抗战歌曲，是解放后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最主要的源泉和基础。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音乐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音乐直接为反侵略战争服务，其中歌曲表现的最为突出。歌曲的物质载体――歌曲集或称歌本，长久地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广为传唱的众多曲目，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个时期歌曲出版业的发展及特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创作的歌曲达6000首之多，被分散地收集在不同版本的歌曲集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出众多不朽的抗战歌曲，营造了抗战歌曲出版的大背景，形成了抗战歌曲广泛流传的壮观场面。抗战歌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抗战歌曲集与众不同的时代特点。 　　 　　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抗战歌曲随抗战爆发产生。尽管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是始于“九一八”硝烟还是卢沟桥烽火，目前学界仍无定论，但抗战歌曲或称为救亡歌曲产生在“九一八抗战”后而非“卢沟桥抗战”后，则是毫无疑问的。 　　最初的救亡歌曲的创作是零星、稀少的，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氛围中顽强生存下来的，因而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抗战歌曲出版事业。“九一八抗战”后，田汉、聂耳、孙师毅等人分别组创 “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歌曲作者协会”等左翼音乐组织，大力创作救亡歌曲，救亡歌曲的创作由此逐步发展起来。到1935年、1936年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救亡歌曲的创作和影响也达到了新的规模，爱国作曲家除了为进步电影《渔光曲》（《渔光曲》，安娥词、任光曲）、《大路》（《大路歌》，孙瑜词、聂耳曲）、《桃李劫》（《毕业歌》，田汉词、聂耳曲）、《新女性》（《新女性》，孙师毅词、聂耳曲）、《逃亡》（《自卫歌》，唐纳词、聂耳曲）、《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聂耳曲）及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码头工人歌》，百灵词、聂耳曲；《前进歌》，田汉词、聂耳曲）、《母性之光》（《开矿歌》，田汉词、聂耳曲）、《回春之曲》（《告别南洋》，田汉词、聂耳曲；《梅娘曲》，田汉词、聂耳曲）等编配插曲外，还创作了《抗敌歌》(中国第一首救亡歌曲，黄自、韦瀚章词，黄自曲)、《旗正飘飘》（韦瀚章词、黄自曲）、《吊吴淞》（韦瀚章词、应尚能曲）、《冲锋号》（陈洪词曲）、《长城谣》（潘孑农词、刘雪庵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述诗曲）、《战歌》（俯拾词、冼星海曲）、《保卫马德里》（麦新词、吕骥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打回老家去》（安娥词、任光曲）、《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施谊词、吕骥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还我山河》（佚名词、张曙曲）等著名的救亡歌曲。 　　 　　在如此丰富的歌曲创作基础上,音乐刊物的出版工作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音乐出版物主要有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编辑出版的《乐艺》、《音乐杂志》和《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此外，由国民政府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音乐刊物《音乐教育》，原本是相当保守和顽固的，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也刊登了一些反帝爱国的音乐作品，并出版了《苏联音乐专号》和《救亡歌曲特辑》。另外，1934年出版的黄自《爱国合唱歌曲集》，1936年麦新和孟波合编的《大众歌声》第一集和刘雪庵编辑的《流亡三部曲》，以及收有《救亡进行曲》等歌曲的《国防音乐特辑》（1936年4月《生活知识》第一卷第12期），都是早期的抗战歌曲出版物，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起来看，“卢沟桥抗战”之前，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救亡歌曲尚未普及，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数量也很少，还没有真正大众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歌曲集出版的繁荣时期也到来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爱国的音乐工作者们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其中如《保卫卢沟桥》（塞克词曲、冼星海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冼星海曲）、《游击军》（先珂词、冼星海曲）、《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冼星海曲）、《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马儿真正好》（麦新词曲）、《故乡》（张帆词、陆华柏曲）、《思乡曲》（戴天道词、夏之秋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