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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及其所书《顾夔墓志》 　　西安碑林所藏清代碑学大家何绍基的一件书迹刻石――《顾夔墓志》，虽然称作墓志，却并非墓中之物，而是以书法欣赏为目的，将所书志文、志盖另行刻石，与书法刻帖无异。 　　《顾夔墓志》由张祥河撰文，何绍基书丹，姚楗篆盖。共刻3石，尺寸相同，均高31厘米，宽91厘米。首刻盖题“皇清敕授文林郎山西灵石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土顾君墓志铭”26字，篆书。志文共65行，行12字，楷书。以册页之格式刻成，每页5行，第三石末刻“顾荃士墓志铭”六字题签，可知其拓本应是以册页形式装裱成册的。 　　志主顾夔，字卿裳，号荃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道光九年出任山西灵石县知县。在任3年后，丁母忧回乡，遂不复出，课徒以自给。他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墓志年款只署“成丰”，其下年、月、日空缺，该志之撰、书应该在成丰之初。志文撰者张祥河是顾夔同乡，且是姻亲。其字诗?z，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道光末成丰初，即撰写此志之时，正在陕西巡抚任上(《清史稿》卷421《张祥河传》)。他不仅为其妹夫顾夔撰写了志文，还请动了当时的著名书家何绍基为墓志书丹。大概丧事过后，出于对何绍基书法的欣赏，他又将志文墨稿以册页形式另行刻石，以广流传。他是当时陕西最高行政长官，此石很可能直接刻置于碑林中，于是西安碑林便拥有了这唯一一种何绍基书迹的刻石。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z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四川学政(《清史稿》卷486《何绍基传》)。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何凌汉曾做过户部尚书，工诗文书画，好金石收藏。何绍基自幼随父居京，亲承传授，耳濡目染，为以后在书法艺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受其父影响，学书由颜体入手，于《争座位帖》用功最勤，后又临习欧体，尤喜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他在提倡北碑的学者阮元、包世臣等人影响下，倾心于北朝碑版，尤其推崇《张黑女墓志》，终身临习不辍。所以他的楷书沉雄而峭拔，兼具欧、颜之长，且有篆、隶之势。他的行书笔势开张，筋骨纵肆，如屈铁枯藤，逸气横出。到了晚年，他又专心于隶书，临写汉碑，其笔下既有汉隶的凝重苍厚，也有源于自身的大气雍容。 　　何绍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书法实践时说道：“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还说：“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z叟自评》，转引自马宗霍《书林藻鉴》卷12)。近代学者马宗霍《?岳楼笔谈》对其书法也有一个总结：“道州早岁楷书宗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鲁公《争座位帖》《裴将军诗》，骏发雄强，微少涵?s。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沈著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汉石，无不临摹，溶入行楷，乃自成家。”(《书林藻鉴》卷12)何绍基取法北碑，变革楷、行、草书笔法，在邓石如、伊秉绶等早期碑派书家的基础上，把清代碑派书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晚清书风影响甚大。 　　与其在书坛上的成就相比，何绍基在仕途上算不上很风光。他举进士那年已经38岁，授翰林院编修，后来长期供职于国史馆，其间曾典试福建、贵州、广东乡试，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54岁时，才由侍郎张芾保举，简放四川学政。这是他做过的最大的官，而且时间不长，成丰五年便因屡屡上折条陈时事，说了皇帝不愿意听的话，或者说了他这个级别不该说的话，被成丰帝责以肆意妄言，由部议免职而去。此后他先是应山东巡抚崇恩之请，主讲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后来又回家乡湖南，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以教授生徒、校刊书籍终其一生，不复为官。 　　他生性傲岸，不能见容于官场。相传何绍基主持广东乡试时，两广总督向他求字，而他素来看不起此人，不愿意写。等到年底，这位总督备下厚礼派人送来，既是拜年，又是催讨墨宝。可何绍基赏了送东西的使者一副对联，硬是没给总督大人写。 　　并非何绍基吝啬笔墨，他一生为人书写楹联数以千计。他数度充任乡试考官，所至仪从简朴，沿途州县官吏及缙绅有求书者，随到随遣。只要心情好，酒酣兴至，一日竟有书百余联者。行馆的侍者或不愿得赏金而愿得书，他笑而予之。罢官回到故乡，农夫村妇亦踵门求书，僻邑无良纸，他依然悉书不拒。对于下属，对于百姓，他完全是个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年代晚近，何绍基的书法墨迹存世较多，今人可以比较容易地直接欣赏到这位碑学大师意态超然的“墨宝”，自然对其书迹刻石不甚留意。然而，何绍基的传世墨迹虽多，多的是行书、草书，多属应景之作。像《顾夔墓志》这样一笔不苟的楷书作品还并不多见。幸而张祥河将此墓志另行刻石，幸而将其置于碑林，为我们今天全面认识何绍基的书法保留了重要的楷书资料。此志书于咸丰之初，有可能是咸丰二年何绍基入川路过西安时应张祥河之请所书，也可能在咸丰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