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叙事智慧.docVIP

后现代的叙事智慧 　　[摘要]恶搞电影是当前中国电影界蓬勃兴起的一支以戏仿为基本叙事手法，用经济有效的方式收到摹仿重建文化主张的效果。自1995年的《大话西游》开始，恶搞电影成为一场叙事者与接受者的智慧较量和游戏。这种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恰恰是中国当前电影文化从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表述，传达出中国电影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特有姿态。 　　[关键词]恶搞电影；戏仿；智力游戏；后现代主义 　　 　　“恶搞”在中国电影上的滥觞可追溯到1995年的《大话西游》，影片的影响长盛不衰，并引起了一系列“大话”恶搞的浪潮。自此，网络等媒体出现了《大话红楼》、《大话水浒》和《大话三国》等一系列带有恶搞性质的“大话浪潮”。10年后，恶搞《无极》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的血案》成为全民谈论的热点，伴随网络恶搞之风的盛行，《疯狂的石头》等小成本制作的恶搞电影上映，引来各界关注。近两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分别打着戏仿名著(《雷雨》和《哈姆雷特》)的招牌，出现了恶搞的武林高手“鲁侍萍”、深情版“克劳狄斯”……(《大电影之数百亿》、《大电影2.0之两个傻瓜的荒唐事》系列恶搞电影上市即票房不俗。除了炒作与大片效应外，恶搞在解构之外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引人之处，蕴藏着如何的时代文化精神与叙事智慧? 　　 　　一、戏仿的艺术手法 　　 　　“恶搞”一词源于日语“kuso”，“kuso”最初用于描述奇奇怪怪的事情和劣质品。2000年左右，这个词被引入台湾，迅速传至香港，而后又传至中国其他地区。作为艺术再生产的有效形式，恶搞有它特殊的艺术手法――戏仿(parody)。戏仿包含两层含义：拙劣的摹仿或是滑稽摹仿。恶搞电影的工作原理为后者，试借用格式塔心理学中“图形与背景”的概念加以解释。恶搞的原文作为背景储备在接受者的认知范围之内，读者主动将恶搞作品置于作为背景文本之上予以解读。“背景文本”和“图形文本”深刻的互文性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被接受，接受者在欣赏戏谑模仿对背景文本的转述过程中得到乐趣。恶搞不是拿着一个“真本”予以完全的仿制，而是以一种调侃、嘲弄、游戏的姿态去改写背景文本，原文本隐成淡淡背景。图形文本呈现荒诞变形的状态，造成滑稽和可笑的审美效果，产生独特的审美意识。 　　如此，恶搞并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便以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收到由摧毁“背景”而带来的颠覆性的良好效果。这种叙事艺术与现实主义的叙事存在明显差异。 　　近年来恶搞这种手法混搭着戏仿的色彩在影视界屡见不鲜。通过摹仿变异情节、人物形象、电影场景，达到解构效果，并在解构之后赋予新的意义。强调叙事的“恶搞”电影，不再同于一贯的现代主义手法注重个人性的作者电影，其主要运用的是上文所提到的“图形”和“背景”这两种异质因素的结合为主要原理，注重的是图形对背景的因摹仿而产生的变异。“大众对既定模式的模仿的时尚追求中，它既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异性、个性化的要求。因而，这种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拥有高度灵活的分化的吸引力。”在观众看到一部电影的时候，同时又是观赏到另一部电影中化了妆的人物在同一场景里跳来跳去，通过这样的剪接和背景音的重新设置，原片的语境完全被消解，所以不论它本来就是一组镜头还是成形电影中的一段，性质皆是一样，后者的反讽效果因为有所对比，而可以显得更强。每段恶搞的片断所形成的局部小叙事各自为战，碎成一地。小叙事、碎片化都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基本特征，当前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无数种选择的可能性，恶搞也就成为诸多电影先锋的一种倾向与选择。 　　 　　二、叙事者和接受者的智慧较量 　　 　　可以说，戏仿的基本叙事特征成就了恶搞电影成为电影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间智慧角力的舞台。首先，恶搞电影叙事艺术虚构的戏仿过程，戏仿对象的选择，都要以创作者对当前现实的理性认知为必要条件，而且叙事策略包含了处理复杂事件、合理推进人物心理以及理性调整、配搭叙事结构、线条等等多种理性要求。因此，无论恶搞电影在人物的情感、欲望、观念上如何平民化、普泛化，都饱含着后现代叙事的高度智慧。一个共有的民间化大众化的情感意识，也因此是最平常无奇的，怎么被叙述得引人入胜、饶有趣味，无疑是最大的智力挑战。这种挑战包括叙事对理性和荒诞的调控，借用形象组合进行演绎推理、思考人性的难度，从艺术史的高度有效作出电影叙事的题材、表现、理念等的个性突破，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感渲染，而不流于平面化的拼贴叙事。这些都需要创作主体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运用创作的软实力：智慧。 　　另一方面，作为观众的接受者在面对恶搞电影的同时，也需要自身丰富的叙事智慧来应对。恶搞电影面向大众虚构一种自身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这就要求除了私人记忆、经验之外其他多种知识和人生阅历，甚至包括对仿拟对象本身的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