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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风格玉器的鉴赏与分析 　　 　　唐代玉器是在六朝玉器衰落和隋代玉器略有复苏和变化后开始的，是一个时间较长的全新发展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强盛、文化融合。这一时期异域文化地大量渗入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的创造和革新，构成了大唐盛世富丽堂皇、蓬勃向上、豪迈张扬、趋向写实的时代风格。唐代玉器的品种式样几乎是全新的，作用也较单纯，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所见者主要有作佩饰用的玉簪、玉梳、玉镯、玉带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实用的玉杯等器具。琢玉工艺及雕琢主题也逐渐摆脱了过去程序化、图案化、抽象化的传统束缚而更加成熟，外来题材如佛教飞天、胡人歌舞等始露端倪且日渐丰富。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玉器由抽象向写实发展的转折点。笔者拮取这一时期中最富特色的一类玉器――胡人风格玉器，拟对其独有的艺术内涵和市场价值加以分析。 　　所谓胡人风格玉器包含广泛，时间上从唐朝创始以来下迄明清两代延续不断，空间上从南到北、由东及西遍及所有与中华文明接壤的外来文明，内容上更是包罗万象、归化创新。在此仅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西域胡人风格玉器加以描述。胡人风格玉器在唐代较多的体现于玉带之上。唐代佩饰中数量最多和最富有时代特色的，首推嵌缀在玉带上的玉带板。据文献记载，玉带之用始自南北朝，及至唐代，不仅沿用其制，且非常流行。凡二品以上官员皆可使用，并以其带板件数的多少、其上纹饰的差异等，分别代表不同的官阶品位和文武任职。形制可分为蹀躞带与非蹀躞带两种：所谓蹀躞带是指带上有环或有孔用来系挂它物的玉带，身世来源与北方骑马民族有关；唐代的玉带则以非蹀躞带为主。玉带板多于正面琢饰图纹，其纹饰有写实动物纹、神兽龙凤纹、植物花草纹和人神仙佛纹等。在人物纹中又以所谓“胡人纹”最多和最富特色。 　　隋唐时期的对外交流日趋频繁，当时把西域诸国人统称“胡人”，所谓胡人特指居住在西域的突厥、吐蕃、粟特、波斯以及大食等族。他们在玉带板上表现为深目高鼻，鬈发，身着窄袖束腰衣，肩披云带，足穿长靴，于地毯上或击鼓奏乐，或翩翩起舞，或呈杂耍状，或单腿跪地手持珍宝。胡人风格玉器代表了唐代玉器全新的发展和变化，其形态颇具动感，其形式之多前所未见。其不仅是当时仪礼制度和艺术风格的反映，而且是当时中西文化融合的证据，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繁荣昌盛的景象。与此相关的唐代玉器上的动物造型也突然增多且与这股胡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其中作为西域贡品的狮子、孔雀两种动物形象首次出现，与突厥息息相关的十二生肖也成为主要装饰。 　　 　　关于胡人风格玉器的装饰母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胡人献宝、胡人乐舞、胡人舞狮、胡人驯象、胡人宴饮以及胡人托塔等等。下面我们就对以上各类母题分别进行简单的探源，从而更好的了解胡人风格玉器的文化内涵： 　　胡人献宝（又称八蛮献宝或波斯献宝）：胡人在汉地所从事的商业活动非常繁荣，胡人识宝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从陶瓷、石刻、绘画等艺术品的造型上看，胡人献宝往往都是手持珊瑚、宝瓶、珠宝等站立或跪进的姿势，这种构图源于印度和犍陀罗风格。先说波斯宝物，西汉时已有琉璃珠等传入中国，北魏前后波斯商使远道贡献来的各种西方玻璃器皿，大秦罗马的珍稀宝物等如潮涌入。汉魏以来，历代职贡与士贡的显着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批来自远方的殊玩名器、异品奇技，包含动物、植物、矿物、织物、食物、器物和艺人等等。“别宝”即“辨宝” “识宝”。“胡人别宝”之事，六朝文献已有零星记载，唐人小说中西域胡人识宝传说大为兴盛。波斯等胡商因为善于鉴宝和经商，也就被民间认同为独具慧眼的识宝者。到明清时期，民众心态上已认定波斯胡商辨识宝物准确无误，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及《二刻拍案惊奇》卷三《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等的描述历历如绘。明末清初“波斯献宝”已成为江淮地区口头语。明代“波斯献宝”还是一种舞蹈。《明宪宗行乐图》中有一组“胡人献宝”：一胡人牵一头狮子（人扮），四胡人随后，其中有二胡人头发卷曲，着靴，每人手捧宝盘，上有珊瑚、象牙，另一人肩扛珊瑚，一中年胡人捧手鼓边敲边舞。胡人献宝象征国力强盛、天下太平，这些胡人中应有波斯人在内。胡人献宝主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万邦来朝的现实反映，由唐及清，延续千年、经久不息。 　　 　　胡人乐舞：唐代艺术空前繁荣，在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特定历史条件下，西域乐舞广泛传播，盛行朝野，并汇入到中华民族艺术中。当时的宫廷乐舞中西域乐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唐代形成的规模宏大的宫廷乐舞中，主要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所谓健舞是指敏捷刚健的舞蹈，其群舞多为歌功颂德的战争舞蹈，常常由男演员表演，独舞为技巧很高的表演，以旋转、跳跃、腾踏见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