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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古往今来许多戏剧理论家在谈论戏剧技巧时，都把“凤头、豹尾”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予以重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发现不少现代戏的开头与结尾已离“凤头、豹尾”越来越远了。甚至不少剧作者写到尾声时，剧中主人公总是被莫名其妙地拔高，吊在空中，或者生硬，或者虚假，或者毫无根据地被人为转变。总之，为了追求“光明的尾巴”，结尾往往显得牵强，表露出人工斧凿之迹。而这种致命的缺陷甚至在许多影视剧及小品小戏中也比比皆是。于是，不少编剧抱怨，在为自己的每个故事寻找结尾时，心里常常会充满惆怅，往往要为那“光明的尾巴”而殚精竭虑，耗费大量时间，带来的结果仍是“唱高调”的嫌疑。由此可见：写戏易在“凤头”，难在“豹尾”，最后一场戏是最难写的!那么，怎样才能把最后一场戏写绝呢? 　　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新上演的现代戏《走近阳光》，就让我意外而惊喜地看到：全剧写绝的两场戏恰巧是开头与结尾!故事写一位乡下来的高考落榜生宋云剑，谎称大学毕业身份，进城当了一名送水工，时时刻刻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终于福从天降，突遇一场银行抢劫案，他制服劫匪而成为万人瞩目的城市英雄。不料，英雄一当，他便身不由己地卷进真心爱他的餐馆老板胡蓉、逼他扮假老公的企业主徐芳、单恋他的小保姆玲儿这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之中，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那位被他从劫匪手下救下的企业主徐芳，揭穿了他假冒大学生的真相，捅出了更大的漏子。外部环境的挤压与内心深处的挣扎，难以承受的双重压迫感，让他疲惫不堪，身心近乎崩溃。为了摆脱尴尬，走出阴影，他作出了选择，向所有人坦露出自己不可告人的隐情，以真实自我袒露在大众面前。并决心从零开始，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然而，这样一个直面小人物心灵境界的戏，却以打破常规的写法，使我们在开头与结尾处看到了如怪峰飞来的奇文、险笔。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结尾，它不仅是表现主旨的需要，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结果。看不出任何被强扭、被拔高的编造痕迹，但又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得心头发热。这真是高手的绝招! 　　我认为，这绝招首先来自于作者在主题开掘上找到了独特的切入口。作者彭铁森谈其创作体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愿意创作这类可以呈现当代人痛楚的剧本，它能真实地烙上当代人的痕迹，鲜明地体现当代人的所思所感，无论是内涵还是人物性格都能用当代人的方式表达对生存状态的感悟。”于是，《走近阳光》一剧便以“现实观照，人文关怀，独特视角，湖湘特色”的笔触伸入农民工进城这个漂泊的群体，真实地揭示他们面对文化的碰撞和市场经济的挤压，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的矛盾心理与生存状态。并以举重若轻的轻喜剧样式带给我们一种苦涩的反思：如何使这些灵魂的漂泊者们通过自我救赎与奋斗改变自己劣势的现状?如何消除他们心头的阴影走近阳光?这是现代化本身要解决的问题――精神的现代化。于是，对这意义的追寻与发问，也就构成了《走近阳光》的主题。 　　那么，怎样实现这一主题呢?编剧的构思是颇具匠心的。为了推出最后一场戏的高潮与结尾，戏一开场就从险处落笔――银行抢劫，不仅让中心人物都受到了全剧大事件的影响，而且，大事件首场爆发，设置一个大悬念，使人物陷入千钧一发、山穷水尽的境地，然后，再笔锋突转，使人绝处逢生。这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凤头”。因为这种险中出奇、险中取胜的写法，会很快令人屏息，迅速进戏，享受到一种“逢场作戏，拍案惊奇”的快感。不过，我认为，作者在开场敢于涉险的写法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寻找结尾。应该说，他在写开头时就想到了结尾，他是心中装着结尾，才在开场处早早为结尾布局的。只有让宋云剑在一开场就出奇意外地当上英雄，才会因福生变，左右为难，陷入夹缝之中。正如他所唱的：“原以为当上了英雄就走上了阳光道，却不料身处夹缝更难熬。看来我真的会发疯，躲得了今晚我是躲不过明朝。”于是乎，他的性格才会丰富起来，从而写出“英雄”背后的非可歌可泣的一面，写出他克服自我、战胜自我的痛苦过程和痛苦的心理活动。可见，开场若不采用险笔给人以泰山拔地、狂澜突起之感，宋云剑这个人物乃至全剧就会为之黯然失色! 　　再来看看结尾吧!就在电视台的主持人约宋云剑去参加英雄访谈节目时，徐芳突然揭穿他的老底，并以此为要挟，以达到完全控制宋的目的。这一偶然性事件给全剧高潮的出现以及对宋心理状态的打击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它促使宋感到整个事态的严峻和徐芳的咄咄逼人。戏剧波澜推进到此，已越来越拉紧了蓄势的弓弦，终于将戏推上了结构的“大梁”――“酒醉吐真言。”宋云剑借着酒力，他拒绝与徐芳继续合作，到电视台向广大观众道出了自己的隐情和真正的、最后的选择。一大段真情告白后，他噙着热泪，面对电视观众静静唱到：“做人要的是一尺十寸，说出这些我走出阴影，就像走近阳光一身轻。我决心改一种面对社会的态度，我决心换一种面对生活的精神。”……这是情感的融合，这是心灵的共振，这更是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