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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的脉搏 　　流行歌曲是流行音乐的一种音乐体裁，是一种大众化的演唱形式。流行歌曲（Popular Music）是归于大众文化的,因为它不仅来源于群众,更是一种被群众所喜爱和拥有的音乐文化。流行歌曲创造流行(Popular for popular)需要达到赢利目的的商品，反映的是社会大众的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和一定的社会性；而且流行歌曲获得大众的喜爱，是群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形式，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它更是文化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20世纪20年代中国流行歌曲的海派风格 　　 　　中国的流行歌曲的创作是从西方流行歌曲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科技媒体的快速发展而首先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流行起来。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带着城市情怀加上先进的传媒带来的西方流行音乐的爵士风格，结合着中国江南丝竹，创作出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音乐特色。上海歌手姚莉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超越了地域的局限，被翻译成英语在世界各地传唱。歌曲的音乐色彩健康明朗，旋律自由宽广，起伏流畅，那鲜明的节奏被美国歌手Frank Laine演唱时，更有一种爵士的音乐风格在其中。而当时陈歌辛创作的《夜上海》和黎锦光创作的《夜来香》两首流行歌曲更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音乐标志。 　　 　　二、20世纪60年代亚文化性质的知青歌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流行歌曲属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禁止的领域，使之在以后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空白。一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知青歌曲，知青歌曲凭着淡淡的忧伤和流畅的旋律在知青群落里传唱，烙上了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烙印。如《南京知青之歌》，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作者任毅是南京知青，忧伤缓慢的旋律深刻地表达了当时离开家乡的正值学生年华的年轻知青们对母亲、爱人和家乡深刻的思念和难舍，对前途的迷茫和命运的妥协。当时“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文化生活的亚文化性质。这些作品均明显地带有强烈的亚文化色彩，抒情中有着浓重的消极成分。 　　 　　三、20世纪80年代具有批判意识的摇滚歌手和西北歌风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一直是葛兰西所定义的政治社会。流行歌曲没有生存的空间，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合适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流行歌曲诞生。1985年崔健演唱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因其巨大的文化冲击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随后崔健的一批早期作品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反响和共鸣，人们的精神生活被他的歌声所唤醒。他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的冲击和文化反叛，更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视角和生活态度。1987年程琳演唱的《信天游》出现，引发了“西北风”音乐浪潮，这首歌曲在音调上选用了北方民谣、配器上吸收了摇滚乐的元素，歌词则透射出遥远的空间感和创作者内心世界里的朴素的情感，音乐风格上吸取西方流行歌曲的特点和中国北方民歌音乐素材，歌曲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 　　 　　四、20世纪90年代流行歌曲的“本土性”和“民族性” 　　 　　90年代初中国流行歌曲成了大众主体文化，在90年代前期，以经济自由化为特征的产业和资本概念带动了中国社会的重构。政治演化成一种后意识形态建制，商业和流行文化在中国社会日常层次的确立，使中国社会正面归属一种后政治文化形态。全球经济一体化、现代大众传媒的广泛参与和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音乐生活方式。90年代的中国流行歌曲音乐风格独树一帜的发展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对80年代政治象征系统的重新指认以及变体的重新呈现也是90年代后期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倾向。这同时也影响到中国流行歌曲音乐风格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本土”和“民族性”被上升为一个自觉使用的概念，而创作者身份和实践却越来越跨地区。 　　 　　五、新世纪具有人文理念的中国流行歌曲 　　 　　随着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使中国流行歌曲创作风格渐渐成熟，具有较强的人文理念，同时专业音乐学院的年轻人的关注和投入，使中国流行歌曲音乐风格融入更多的纯音乐元素，更加完美，走向专业学院派。从简单的批判中走出，开始关注更为有意义的年轻人的精神家园。《我的秋天》和《两天》是许巍的代表作，音乐风格简单而凄美，从《夏日的风》到《蓝莲花》到《天鹅之旅》再到《完美生活》，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需要有那么一片精神的高地，可以远离世俗的纷扰，可以远离金钱名利的牵绊，可以远离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和欺骗。 　　中国流行歌曲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成为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从本质上决定了流行歌曲的音乐创作风格的发展，使之成为记录时代的脉搏。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音乐学部) 　　 责任编辑：杨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