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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耀州窑贡瓷问题探讨 　　随着耀州窑黄堡窑场及上店、立地坡等窑区发掘，加之有蓝田县南寨、耀县柳林、三原县西秦砖窑、铜川红土镇东王村等地金代耀州瓷窖藏先后面世，耀州窑毁于金元兵火的传统文献记载已得到纠正。金代耀州窑可分为前后两期，金代前期延续了北宋青瓷的风采，既有偏青绿色、玻璃质感强的青釉品种，也有月白釉新品种，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反映耀州瓷在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受到欢迎，以色釉偏白者(今称月白釉瓷)为上，并多被用作茶具。药王山保存的一通金代碑刻提及了大定年间贡瓷事迹，耀州窑金代贡瓷遂成为鉴藏界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新面世的金代耀州窑贡瓷碑刻 　　 　　铜川日报黄卫平率先发现《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提及贡瓷，该碑现存耀州区药王山南庵碑廊，碑文撰于金世宗大定15年，大定23年(1183年)刻立。碑文主要介绍道士吕中道的事迹，介绍他先在华原孙真人栖隐之地药王山升仙台“凿岩为洞”作“栖真之所”，后来去了金都城(今北京)。当时耀州派遣牛安国去中都“贡瓷器”，途中与吕相遇。涉及“贡瓷器”的碑文为：“大定癸巳(金大定13年，即1173年)……是岁冬。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吕中道)……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碑记由杨杲撰文，为了证明所记属实，石碑背面刻有“受语进京故事”者姓名与官衔，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等。 　　《耀州吕公先生之记》证实金代前期耀州窑继续向皇家贡瓷。在黄堡窑址出土过金代的龙纹装饰瓷器，有青釉贴塑双龙瓶、贴塑龙纹印模等。在发掘的北京丰台大定17年乌古论窝论墓等女真族官僚墓出土的月白釉卧足刻花钵等金代耀州瓷精品，不排除有些来自贡瓷或皇家赏赐。笔者曾观摩过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出土的刻“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铭北宋青瓷瓶底，其质量尚不及金代前期耀州窑青瓷精品。 　　 　　二、对北京广安门出土耀州窑宋代贡瓷的质疑 　　 　　在药王山金代贡瓷碑刻公布后，有专家对1953年北京故宫在广安门外基建工地采集的300多件耀州窑刻印花龙凤纹盘、碗残片提出质疑，怀疑它们是金代初期耀州窑烧造的贡瓷，而并非金人作为战利品自北宋汴京所掳获的贡瓷。 　　广安门外发现的这批龙凤纹标本以盘碗为主，在胎釉和坯件修整上都堪称耀州窑青瓷上品，装饰采用里印花、外刻划花，印花带有凸起的阳文效果，纹样组合多为一龙一凤，辅以洞石、花草、海水，龙纹形体矫健，后肢多与肢体缠绕。凤细长颈，有冠，凤尾飘逸。器外口下及近足部各有一道弦纹，在上下弦纹间任意刻划简单花纹，器里满釉，外壁施釉至足，足墙内外露胎，足底心有釉，近足及足部露姜黄色。这批器物从胎釉、纹饰、工艺看，无疑是进贡宫廷的供品。这批广安门外出土龙凤纹标本在故宫延禧宫古陶瓷研究中心有部分展出，从展出品种看，龙凤造型应该有数种。故宫展出这批标本中有一件龙纹印花青瓷标本，它在李辉柄《中国瓷器鉴定基础》一书中被介绍为宋耀州窑遗址出土标本(该书图号170)，需要厘清出土地。黄堡耀州窑遗址发掘时也出土有数种带龙纹的宋代青瓷残件，其中代表性的2件龙纹青瓷均为残片，其中一件大盘保留了底足，足径8厘米，盘心模印了海水戏珠龙纹，龙作三趾，龙身盘曲，被用作《宋代耀州窑址》考古报告的封面图，另一件比较残缺，西安近年城市基建中也出土有耀州窑北宋青釉印花龙纹大盘残件，与窑址出土海水龙纹盘大致接近，但是海水、龙首等细部略有不同，说明与窑址出土龙纹大盘不是出自同一件印模，但两盘的釉色、圈足和镟底做法都近似，大致为北宋中期同时代烧造。 　　 　　三、金代初期耀州窑当地政权归属的频繁变动 　　 　　金代初期耀州窑的历史分期比其他窑场复杂，主要是缘于靖康之变之后，耀州窑黄堡窑场所属的耀州曾先后在宋金之间反复易主，耀州窑研究分期中也相应增加了南宋期，为烧造器物断代增加了难度。 　　天会8年(1130年)耀州曾短暂归降金人，《金史》卷19记载“是时，宋张浚兵取陕西，帝至洛水治兵，张浚骑兵六万，步卒十二万壁富平。帝至富平，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战，破之。耀州、凤翔府皆来降”。此事迹在《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三也有记述，“九月……癸亥，宗辅等败宋张浚军于富平。耀州降。” 　　《金史》卷72?《彀英(本名挞懒)》列传详细记载了天会年间金宋在耀州交战，彀英率军设伏并收降耀州的事迹。但在《宋史》中却有这样的记载，绍兴元年(1131年)夏四月，“金泾原帅赵彬犯耀州，守臣赵澄击走之”(《宋史》卷26高宗3)，说明此期间耀州归属金人不足半年，耀州又重由南宋军队占据。从天会8年9月至次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