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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中的卷票制度 　　徐州圣旨博物馆2008年6月征集到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祁县进士高锡华(光绪十八年第2甲第125名)一套参加科考完整的实物卷票、结票、收卷票和吏部收讫票。这套木刻印刷的实物资料无疑给后人们在认识古代科举考务管理和研究古代科举卷票制度起到一定的拾遗补阙作用。 　　科举卷票是科举考试考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清代科举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像现在高考的准考证一样，但它比现在更为复杂的是，在乡试考试时本地方就要在县衙登记参加乡试的年貌册，内容是每名参加乡试的秀才都要有两名保廪，该馆就有这样一本原始木刻印刷《年貌册》，是山西省河津县衙所制，内有河津县衙关防印。古代“保举裥”保举人之责不仅在一时之举，更在对被举者今后表现作担保，举人而所举者不善，举与被举同罪。保举制要求举人者要对被举者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春秋战国时期的荐举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乃是考官与法治结合的产物，保举之法对后世察举与科举皆有重大影响。 　　 　　持卷票入场应试，这种形式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科举作为抡材大典的足够重视，以及科举考试的严肃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同时也显现了科举中式的无限荣耀，威严的贡院和繁琐的科举卷票制度是有形的清代科举考务管理的文物载体，它对于科举不同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人具有可足借鉴的拓宽眼界的作用。 　　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清代统治者那样如此重视科举法。清代科举立法在稳定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清代科举制考务管理主要成果的《钦定科场条例》，其严密和完备可谓前所未有。结票、卷票在没有像现代电子版身份证的古代，它在公平取士上无疑起着援法断罪、以杜弊端、防止冒名顶替等诸多的积极作用和别的手段无法取代的作用。故明代名臣杨士奇曾书一副联： 　　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 　　帘为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 　　吏部结讫票，纵19厘米、横13厘米。内容为：吏部“取字第九号(九字为空格用毛笔填写)。山西省举人高锡华(高锡华三字为空格用毛笔填写)考试内阁汉中书投结讫。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五日(注年月日的‘五’都是用毛笔填写)。”上面钤盖凭票、领卷方印各一。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乡试一般都在八、九月份举行，各朝代因实际情况不同会略有变动，不过从唐代的定制“槐花黄，举子忙”看应该是秋天了，即所谓秋闱是也。可是这一张吏部结讫票时间是五月初五。那么，可以肯定这不是高锡华当年考取举人后的结讫票，因为当年还没有开科取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七日19岁的光绪帝大婚之年属于乙丑恩科，光绪十四年才应是戊子正科。这说明举人高锡华应是在这张结讫票单前一年就考中举人，第二年有了这举人资格就可以考取“内阁汉中书”这份官差了。 　　内阁汉中书七品官名，清代在内阁中设中书，定额为满洲中书70人，蒙古中书16人，汉军中书30人，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 　　清代在进士参加朝考以后，除择优任翰林院庶吉士者外，较次者部分委内阁中书，经过一定的年限，可外补同知，或直隶知州或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一般很受重视，就像我们大学本科读完后，方可考取国家公务员一样。于成龙虽出身举人，但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就是典例。晚清重臣左宗棠也不过只是一位屡试不第的举人，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 　　收卷票，纵19厘米、横13厘米。内容为：“礼部司务厅为会试收卷事。今收到山西省举人高锡华亲填履历，三场试卷一套，相应给发印票以凭入场须至票者。文字四百五十五号，光绪十八年二月口日。经承：展口动。”上面钤盖一大一小两方印，大长方印为礼部关防、小印文是口照口部，文字的“文”用朱红色，经承展口口也为朱红色。 　　经查光绪十八年为壬辰科会试，收卷票时间是二月，会试时间是每三年一次。会集各省举人在京城举行的考试，宋代即已有称集举人于礼部之省试为会试。会试正科一般逢辰、戌、丑、未年。即于乡试次年的三月在礼部贡院举行，故又称“礼闱”“春闱”。若遇乡试有恩科则亦于次年举行会试恩科，会试场次方法一如乡试。唯清代四书题及诗题出于“钦命”，取中者称贡生或中式进士，第一名称会元取中额数约二三百名不等。那么以这份收卷票时间上可以看到高锡华在光绪十四年戊子科八月份中举后，次年五月初五又去考取内阁汉中书一职，在光绪十八年又准备参加三月份的会试。这说明中间有一科会试高锡华有两种可能，一是未考上，一是未参加，所以才有了那张吏部投结票去参加内阁考试。 　　综上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度下，一半说来不论是志在济世者还是企求富贵者都要走科举做官的路，这条路上相互倾轧的残酷，不测的险恶风波，以及人情冷暖的压迫令他们惶恐不安和痛苦莫名，在贪富贵贱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