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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中国文学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涵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精神生活等多个领域。而这些内容又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可以这样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文化是基础。因为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实质。如果没有和谐文化，就不可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有没有和谐的文化，是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所在。只有建立了和谐的文化，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然，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又是其首要的先决的条件，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尺之一。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又必须推动文学的繁荣；和谐文化要依靠文学的引导和支撑；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和精神大餐，这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是促成文化和谐的根基，是和谐社会的实践追求和基本落脚点。所以，和谐文化离不开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与文化的载体，它在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绝不可以小视。 　　首先，文学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充分体现和谐文化的内容。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中国的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风细雨”、“和颜悦色”等，表达的是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天人合一”、“人畜兴旺”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衷共济”、“协和万邦”、“求同存异”，寻求的是各个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和睦相处、亲密友好。而这些和谐的内容既可以通过正面的宣传让每一个人知晓，又可以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深入人心，特别是借助人物形象来震撼人的心灵，激荡人的情感。《昭君出塞》就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表达如何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主题。张承志的《绿化树》《北方的河》和《金牧场》又主要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是因为文学避免了空洞的政治式的说教，而又完完全全地演绎了和谐的思想内核，起到了教育人民大众的作用。 　　其次，文学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完善的艺术形式，可以对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风尚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风尚，这是和谐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它当然可以依靠道德和法制的作用与力量来树立、来建树。但文学的功用同样不能小看。历来的统治阶级都非常看重文学的教诲作用，都想方设法控制文学来为其统治和巩固政权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以文学创作来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道德风尚。焦裕禄、雷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英雄和领袖，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后，更是家喻户晓，更是动人心魄，他们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风气的形成起了导引作用，他们是中华儿女们学习的楷模。还有许多作家用虚构手法塑造出来的平凡人物，如《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天云山传奇》中的罗成、《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等等，他们无不影响着每一个读者，无不令读者肃然起敬。正如有些读者所言，阅读了这些人物的事迹后，渐渐懂得了怎么做人、怎样生活，并且逐渐地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一个个个体的情操受到陶冶，必将影响到社会整个的群体，久而久之，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与民族精神也会形成，文学塑造美好心灵的教化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样说来，我们并非着意地夸大文学的作用。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文学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样式那样，直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的教化功能始终是潜移默化的。 　　运用文学表现和谐的思想内核固然重要，但我们认为，更要重视文学自身的创作，所以如何加强当前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这才是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之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大力建设“和谐文化”的主题，而且要求文艺工作者力行“四个一切”，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胡锦涛同志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