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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民初的绣品改良 　　作为国粹的刺绣是中国工艺美术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宋代刺绣以推崇精细生动为著。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上海的顾绣崛起，是中国刺绣史上“画绣”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对事物的观察和艺术感受，又进一步发挥了刺绣艺术的特点，董其昌等文人雅士对顾绣的推崇更扩大了刺绣工艺的影响。到了清朝末年，在工艺改良的浪潮下，刺绣大师沈寿与实业家张謇等人通过创办刺绣学校等活动，共同推动了此一时期刺绣技艺的创新与发展。 　　光绪末年，由于清政府格局的变化，“振兴工艺”的活动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实施。为了使传统“工艺”事业发扬光大，中央和地方掀起了一股振兴与改良工艺的热潮，纷纷提倡发展实业，振兴工艺。又因西方文化的介入使得人们的美术观念发生转变，对于刺绣作品的观赏要求及其在服饰上的应用有了新的标准。加之，这一时期外销的刺激，促使出口的绣品在工艺方面要有突破性的改观，因此，在此情形下，刺绣工艺出现了改良的现象。 　　清末中期一些绣品在图案、色彩等方面有不足之处，出现图案俗旧，色彩单一的现象，尤其是刺绣作品缺少美术观念，不再能满足清末民初具有新观念之人的需求。刺绣技艺“若能在各方面改良革新，那么，这种新时代的刺绣品，为……摩登士女们所欢迎，而国外销路之旺，自然也是不用说得的。” 　　清末民初绣品的改良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刺绣图案的改进，二是绣品用线色彩的变化，第三，刺绣作品更多地融入美术观念，使绣品更美观。 　　 　　(一)图案的改良是绣品改良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前，刺绣图案多为具有吉祥寓意的的动物植物图案，如仙鹤，蝙蝠，麒麟，金鱼、牡丹等，这些图案象征着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富贵平安、财富有余、仕途荣华，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常常采用的。但是，清末以来西方思潮的传人，绣品的需求不断变化，其图案也随着市场需求而发生了变化。上述图案已经不能满足各阶层消费者的需求，尤其是清末民初接受新思想和外来文化的人以及国外喜爱刺绣的消费者。为了绣品的市场需求，绣品图案的改良势在必行。 　　清末革新派大臣端方对此亦有同样认识。1903年，端方赴湖南任巡抚职，主持修建景恒楼。陈放之物并非为自己喜欢的古董器皿，而是绣绷。端方请来各地著名的绣工，并要求革新刺绣图案，认为“本巡抚极为重视湘绣，过去湘绣大多是民间的猫呀，兰花呀，非常庸俗，很不雅致，本巡抚抚湘，决心革湘绣”。绣工们听了之后，都先观察一番文物、字画、碑帖，然后再摹拓付绣。湘绣在这一时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国外的市场需求也随之扩大。 　　刘海粟曾在第一届中华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后发表评论“改良工艺就要先讲求图案”。因此，绣品的图案要改变之前的旧式样，就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有创造性，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人们审美要求的绣品。《漫谈：刺绣》一文中提到， 　　“我以为我国的刺绣业，实也有自行醒觉的必要。在这摩登时代中要求生存，须不落伍。要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首宜注意的，便是图案的改良。‘凤穿牡丹’，‘麒麟送子’一类的图案，是不能用了。” 　　 　　(二)绣线是刺绣的重要元素，就像画画要用的笔一样，画笔的好坏对绘画作品的成败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对绣线及其色彩的准确把握对于绣品美观起到关键作用，亦是绣品改良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好的绣线，绣出的作品色彩浓淡变化自然，阴阳向背恰到好处，使作品栩栩如生。这与前一点的图案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劈丝细密，配色雅致，加上巧妙的运针才能创作出好的刺绣图案，美观的图案才能形成好的绣品。 　　绣线色彩的改进，使绣品色彩丰富并保持持久不变，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要。清末中期的绣线一般采用传统的方法浸染，不易退变，但是色彩相对较少，后来由于贸易发达，外国的染色技术传入我国，虽然节省了染色成本，解决了线色丰富的问题，但是由于染色粗糙，一经空气水渍的影响就会容易退变，使绣品黯然失色，神采垒无，影响了整个绣品的质量。清末民初的刺绣教育家华瑾就曾评论过绣线色彩的重要作用：“五彩成章，绣乃可贵，往者染色，青皆靛花，红者皆红花，色彩耐久，惜分类简单耳。今则染家率用洋色。后专就价值廉而施工易者为之。”“松江某校，所惜参用洋线，不耐经久，且与行销西人之心理欠合。武林女塾戒用洋线。颜色配用均系自染，并非市上锁沽者可比。故能历久如新。”民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事日繁，洗涤的机会较多，绣线的染色，较之前更加注重。 　　由上述可知，绣线的色彩对于绣品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顾绣在明末清初之所以盛行，与其劈丝、配色及绣品图案创作不无关系。这也是清末民初的苏抗，南京的刺绣以顾绣为标榜的原因。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绣品是在吸收顾绣之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结果，因此，很多作品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奖，绣品市场变得广阔，刺绣工艺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