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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方人性观 【摘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同中国的人性观恰恰相反，占西方文化中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是“性恶论”。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是站在了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当然也是互补的一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并共同面对眼前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应该展开合作的态度，在各方面进行全面性的交流和互补。 【关键词】中西比较 人性观 善恶观 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 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他把仁作为人之根本属性，且其政治主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部《论语》更充满了圣人、君子、仁义。另一个代表是孟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思想。如，他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一个人是否会是恶人还是好人，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从“性善论”出发，还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君王专权在手，本来就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山于他的人性本善，全国人民都深信他一定会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人性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发展。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老子人性自然主张无为、寡欲、绝圣、弃智、不争不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善为道”的圣贤手中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 历代帝王将相治国安邦之道 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 同样西方对人性也有比较多的思考，但是真正对西方人的人性观点起到普遍、巨大、长久影响的应是基督教教义。《圣经》中所揭示的“原罪”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入社会时所带有的“罪”，此罪将永远与人类同在，直到获得上帝的拯救。[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3]。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的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苏基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 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总结道:“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孕育和被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从头到脚都浸渍了。”加尔文更是激烈地说“人类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恶的种子，在人身上的每样东西—理智与意志，心灵与肉体—都为贪欲砧污和浸透或者更简短地说，人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贪欲……”柏拉图认为“没有法律，人们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西方人深信人性本恶的，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越一切人的法律。无论君主或臣民，无论对圣贤或凡人，谁都没有资格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监督之外。而且，按照这一理论推而广之，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也就越需要严格的约束。 中西人性观互补性 由于对人性的善恶这两种不同观点，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文化重礼制，西方文化重法制。 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其实都不是完善的，各自都有缺点。中国的人性观虽然能给人以某种希望与尊严，也能造就少数的清官明君，但其明显缺陷在于脱离现实违背人性压抑人性，其必然结果是使人性扭曲而变得虚伪，并为封建专制等级的人治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而西方的人性观是人性本恶、和平等化，它更为客观，自然能赋予个人和社会以强大的发展动力，并为其制度化、法治化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但同时也使其缺少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在某些程度上导致人的物欲膨胀，并直接助长了人们之间的争勇斗狠。由此可见，中西方的人性观是异质的，两者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中国应保持客观理智、开放的态度，善于扬弃，学习创新。既要继承中国人性观的优良传统精神，又要对传统人性观进行反思，更要积极吸取西方人性观的精华。 参考书目 [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2]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1.43. [3]《圣经》.诗篇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