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出土钱范研究.docVIP

陕西出土钱范研究 　　中国是最实行金属铸币的国家之一，现有的考古资料证实，至迟在春秋中晚期已开始正式铸造钱币，铸钱工艺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即日趋成熟，先秦时已有范铸，采用“分流直铸”法，故钱多为上下铸口。秦末以后，改用“直流分铸”工艺，铜范、石范兼用。至汉武帝钟官铸钱，为求钱型统一，铸饯由“祖范、母范、子范”逐次翻铸。中国铸币工艺，最迟到汉武帝时的上林三官五铢钱，已经成熟、定型。尤其是叠铸法，四汉初已使用，直至东汉晚期依旧盛行。在中国2500余年的铸币发展史中，钱币铸造大致经历了平板范竖式浇铸、叠铸、母钱翻砂铸造三个阶段。古代铸钱工艺的演进，为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陕西出土钱范概略 　　 　　战国时期，秦国铸有铜币“一两圜钱”“半圜”“半两”“两甾”等。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铸币权统一收归秦王室后，初行“半两”钱。直到秦始皇统一货币，半两钱仍沿用“土制原范”的铸造方法。此后发明“石雕原范”铸造法，即选用软质石片，雕刻钱形数枚不等，并刻有主浇道和分浇道，浇铸时加一平背石片，冷却后揭开石范，去掉树状枝干，即成单个钱币。“石雕原范”铸钱法延续到汉初，钱树上钱的数量增多至数十枚。后因石范容易破裂，又采用阴文铜范铸造法，其铸造工艺同于石范。汉代铜币铸造业十分发达，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为防私人盗铸货币，改铸五铢铜钱。元鼎四年(前113年)又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在长安设“上林三官”专铸货币，“令天下非三官不得行”。据《勉县志》记载，汉代邓通曾在今勉县铜钱坝乡铸钱，故有其村名。西汉钱币及钱范今在陕西境内多有出土。在长安县窝头寨、澄城县坡头村和耀县孙塬乡均发现西汉年间铸币遗址。《汉书?食货志》载，汉代盗铸盛行，官方虽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据研究，“上林三官”所铸五铢钱采用立式铸钱法，质量最为优良，这和采用先进的铸钱工艺是分不开的。 　　公元7年王莽改制，大量改铸新币，一时长安城铸币业十分发达。考古界在两安市北郊郭村、耀县绸桑乡发现新莽时期铸钱遗址，所铸钱币凡制作精良者皆用叠铸技术，其方法是用多个泥陶子范逐层叠合，从公用的浇口向流槽灌注铜液，一次可得到多枚饯币。在西安北郊郭村发现的新莽时期铸范烘窑，其窑道长2.85米，宽1米，窑由燃烧室、窑体、隔火墙和烟道组成。出土的大泉五十钱陶范共23层，每层8枚，可铸钱184枚，另有残块范、绳链范、辔范若干。说明新莽时期叠铸技术在陕西不仅用于铸造钱币，而且还用来铸造车马器等。新莽时期钱范制作工艺是先制作金属范，再用金属范制成若干个薄型阴文泥子范，晾干后经焙烧成陶子范，然后合箱堆积成整套泥型，即可浇铸，铸成后打毁陶子范取出铜币。此方法一直沿用到魏晋六朝时期。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国古代政冶、经济、文化发展中心。至今在西安附近汉长安城遗址内外的西汉建章宫遗址、石渠阁遗址及现今的六村堡、相家巷、东柏梁、后围寨、北沙口村和长安县窝头寨、黄堆潭村，户县兆伦村等发现出土了大量西汉、新莽时期饯范。这些钱范实物的出土与发现，为研究鉴别古钱的真伪提供了珍贵样模和依据，也是研究西汉、新莽钱币铸造上艺的重要资料(见图)。 　　 　　钱范之研究 　　 　　古钱币的研究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是，对于铸钱使用的范模一直乏人关注，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辨识出“大泉五十”饯范之后，才引起了金石学家的重视。钱范拓本的著录始干清代前期，但只散见于《古泉苑》《古泉汇》《续泉汇》《货泉汇考》《钦定钱录》《金石契》《汉金文录》《奇觚斋金文述》《善斋吉金录》等古钱谱和金石学图录中，特别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古器物范图录》《簋斋吉金录》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三书，共收录钱范拓片110余品，其中有不少精品，且皆原大影印，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方便。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都出土了大量钱范，钱范的研究也日渐兴盛。陈直(1901～1980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一书，收录陶器、瓦当、砖文共计501件，件件有考证，其中陶钱范129件。尤其是在《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中，揭示了汉代铸钱官署的存在与区别，推动了中国货币铸造史和秦汉铸币工艺的研究。 　　钱范研究对于古钱币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铸钱都是使用陶、石、铜、铁等材料制成的硬范。这些钱范得以保存下来，上面真实准确地储存着当时钱币的形状大小、钱文特征、铸造年代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的信息。给古钱币的鉴别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郑家相在《五铢钱研究》中就曾依据更始和建武纪年钱范分辨Ⅲ刘玄及东汉五铢，又根据陕西关中出土的一批有昭、宜纪年的五铢钱范，分辨出昭、宣五铢。王献唐在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中，利用出土的钱范研究出石范的制作方法，发现五铢钱范有的是刻制而成，有的是翻铸而成，从而搞清了西汉时期铸钱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