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果园城记》的精神返乡之旅.docVIP

师陀《果园城记》的精神返乡之旅 　　[摘要] 师陀20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以虚构的想象世界和日常中蕴涵无常的悲剧风格，进行了一种独特的寻找故园、渴念回归的精神返乡之旅。师陀借助想象，完成的不是对现实的逃逸，而是对生命至深处无法遮蔽的悲剧的呈现与张扬。在艺术想象和悲剧风格上，体现着“一种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性格。 　　[关键词] 师陀；《果园城记》；虚构；悲剧 　　 　　师陀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从生活中我既没有新的发现，说到思想，也没有独创的见解。”4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寻找故园，渴念回归的主题，虽然是中国乡土小说共同的追寻。对于漂泊的流浪者来说，寻找精神家园是永无止境的跋涉。但每人寻找的方式与结果是不同的，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即是独殊的艺术性格。《果园城记》就以独特的家园叙事引起过评论者的较多注意。尤其在艺术想象和悲剧风格上，更体现着“不愿与人为伍”的性格。 　　 　　一、想象中的家园寻找与精神返乡 　　 　　师陀的创作深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尤其在人物临界状态的心理描写与想象上。甚至有人认为笔名“师陀”就是师法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就不免有些穿凿附会了。“师陀”之名，据作者本人的解释，来自“陂陀”――“陀”是高地或小丘陵的意思，“师陀”即师法高地或小丘陵，表示胸无大志。 　　师陀在自序中明言：“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果园城不仅是富有象征性的家园，而且是一次精神返乡之旅。师陀许多的怀乡之作，都是建立在想象与虚构的基础上。“回忆一方面是遗忘的洗练的工作，忘去那些沉杂无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加油彩的，创造幻觉的真实的工作……”师陀的想象并未脱离小城的性格，而且也未浮于表面。他将想象深深扎根于过去的醒着的现实，在现实的基座上规划着想象的空间。基于回忆的想象和家园寻找，必然融入了虚构的成分，从而使作者与作品、与读者之间都产生了距离，这种间距化――距离的恰到好处的保持，为更深广的阐释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果园城记》是师陀依据回忆想象出的家园，作品与作者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距离。回忆与想象，以及精神返乡，都使这一距离得到保持。因为有了距离，并且经过一遍遍回忆的过滤与心灵的淘洗，作者对家园的感情不是大起大落式的，而更多是在绵延与杂乱的回忆追寻中，保留了平和的温馨。作者有权在想象中有选择地取舍，也正是这种取舍，使作者与作品与家园都保持了一种距离。“是民国二年三年或是四年，我知道的不十分仔细。你去设想那个好时代罢。”作者以不确定的时间叙述故事，包含了想象的成分。更有意思的是，他也让你去“设想”。作者将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都放进小城，这许多东西都是符合小城性格的，尤其符合小城日常真切的生活。 　　师陀以想象创造了间距，现在只需读者的参与，即可实现两种视界的融合。读者只须感情和精神上与作者相近，即能和他一起走进家园的世界，感悟小城人的生活与命运。小城是把城市乡下所有符合家园性格的都融进了自己的血肉中。师陀《果园城记》中不仅自己借助想象，建构起了现在与过去，异乡与故园的时空联系，而且将想象力赋予了文中人物，即在文本中套起另一叙述文本，重建起小城人心中关于时空的想象世界。这就如戏中有戏、画中有画一样，层层相套。想象世界中的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以回溯折叠为特征。时空的交错延展使文本的艺术空间更为开阔作者以想象书写着亦真亦幻的家园， 　　师陀用艺术的想象勾连起故园的过去与现在，用虚构之笔重建了心中的故园。想象不仅奠定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性格，更重要的，它拓展了文本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使每个成年人，异乡人，都能走进这个关于童年与故园的想象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体验。 　　 　　 　　二、源于无常人生的悲剧艺术 　　 　　“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王国维从叔本华关于悲剧的三种论断中得到启示，认为第三种悲剧比前两种更打动人，它所揭示的人生的最大不幸，不是例外偶然的发生，而是人生所固有的原因。因此他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能够找到原由的悲剧也能给人心灵的极大震撼。但这种悲剧的力量可能会因为社会与时代的遥远而逐渐减弱，比如社会的黑暗，恶人的作祟等等。能够超越社会和时代，能够唤起更多读者心之共鸣的，应为难以捉摸和把握的日常之悲，无事之悲，是时间流逝带给人的生命无常之感。《果园城记》是交叉与融合的多种悲剧，是无事的固有的悲剧。而家园中的人物命运则更具现着作品的悲剧性格。《果园城记》中的悲剧人物可分三类： 　　第一类：与家园和谐相处的“随遇而安”者。 　　葛天民代表着传统国人的乐天思想。他从省农林学校毕业后创立了农林试验场，相安无事地过着每一天，或者“大半是因为成了习惯”而到农场上去。他过着闲适的生活，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忘世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