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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的现实摹写，反传统的审美倾向 　　《金瓶梅》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遭遇了太多的非议，至今一些人还是谈“金”色变。这些贬斥之音集中起来，无非是称作品中淫秽描写成分太多，是对美学价值的亵渎，并对后世的淫秽小说创作开了不良的先例。这些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从明代言情小说的发展史上看，在《金瓶梅》产生之前，明中期前半叶，至少有六篇小说涉及到纵淫事件(《寻芳雅集》、《花神三妙传》、《李生六一天缘》、《五金鱼传》、《刘生觅莲记》、《天缘奇遇》)，且相关文字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并不亚于《金瓶梅》。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金瓶梅》的确有欠缺的地方，但以其瑕疵而否定闪光之处，又未免有失偏颇。况且，如果将这部作品放在小说史的长流中去考察，它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一、化丑为美的新美学观念 　　 　　有的学者视《金瓶梅》为“另类”，认为就描写内容和作品思想倾向而言，《金瓶梅》没有光明，感觉不到它的美，其中没有可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小说的主角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就性质而言，《金瓶梅》颠覆了其之前传统的小说，也颠覆了其之前传统的文学和传统的审美，但是在这颠覆之后，我们却又不得不思索它所期待的内容。《金瓶梅》为什么写丑?目的何在? 　　《金瓶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失衡的病态的时代。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都已逸出正常人际关系准则、行为规范，甚至违背人性。书中人物身上丑恶的东西居于主导地位。张竹坡说：“一部书中，上自蔡太师，下至侯林儿等辈，何止百有余人，并无一个好人，非迎奸卖俏之人，即附势趋炎之辈。”从这一意义上说，作者勇于把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正面的描写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和事件，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给人看，展示出严峻而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通过化丑为美，向世人昭示小说美学新观念的觉醒。 　　但是，将生活中的丑描绘出来并非就是审美。如果处理不慎，极可能陷入为丑而丑或以丑为美的误区。作为艺术的刨造，《金瓶梅》的成功在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美。它从现实出发，开掘出现实中全部的丑，它在描绘丑时，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象一些论者所说的“以丑为美”。事实上《金瓶梅》的作者是通过对丑的无情暴露，让丑自我呈现，自我否定，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升华，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求。《金瓶梅》的作者正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鞭挞丑、否定丑的。从对丑的否定达到对美的肯定。 　　《金瓶梅》对丑的审美，正是通过形神兼备的描绘和“惩人”、“示戒”的讽刺批判，教人分清美丑善恶，进而激发人们树立起战胜它的信念，在审美情感上得到满足与鼓舞，即在否定和批判生活丑的同时，肯定和赞扬丑的反面一一美和美的理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金瓶梅》的讽刺贯穿全书的基调，张竹坡早就把《金瓶梅》称作“一部炎凉书”。《金瓶梅》不仅以极为锋利的写实笔法再现了那个社会各种丑恶的外部现象，也以冷峻、严肃的态度剖开了世间丑类的肮脏的心灵，给以尖锐的讽刺，写尽了那个时代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且看作者笔下人物的死亡年龄：西门庆33岁；潘金莲3l岁；李瓶儿27岁；庞春梅29岁；陈经济26岁……这足以说明作者写丑、暴露丑的根本原因。作者以“物极必反”的设计否定了他所叙述的生活方式。小说描写的笔姿的确夸耀而恣纵，借用这一笔姿作出空前的否定，达到深刻的批判力度。作者在写性写欲的表层含义下，蕴涵着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体现的是一种哲人的反思。 　　 　　二、叙事方式的创新 　　 　　随着小说题材向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转变，这就要求开始作为独创人员写作小说的文人，重新考虑和选择与新的题材相适应和更适于表达自己倾向的叙事策略。《金瓶梅》以前的长篇白话小说，由于受“说话”传统的影响，大多采用讲述型叙述方式，作品都在广阔的叙事时空中间展开，并且可以大量借助和使用以前的相关材料，来敷演和表达自己的意志。《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概括万事”；《水浒传》以梁山泊为中心，东西南北纵横驰骋，《西游记》可以把作者的想像推至天宫、地狱、龙宫、人间的各个角落。而从《金瓶梅》开始，故事从讲述型转变到呈现型。作者只是借用了《水浒传》中的一个故事框架，而把描写转向西门家族的兴衰。并以此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构成一种立体化网状结构。这就要求作者重新考虑叙事方式的选择。 　　 　　1．提高叙事时空的技巧。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在话本小说中，已经呈现出初步的时空描写与转换的方式。长篇小说总是以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来整理、贯穿众多人事线索的顺序和联系。《金瓶梅》的空间场所主要是以西门庆家庭花园为主体，并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