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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了华语电影 谁“杀”了华语电影 　　王志强 　　[摘要]华语电影曾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将近20年的辉煌。但是自20世纪末以来华语电影却日趋式微，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华语电影的分支几乎同时陷入困境。在全球化的资本扩张面前，曾经辉煌的华语电影正在走向终结。通过辉煌和衰落的叙述和对比，也许看得到一些两岸三地电影业“共此时”的原因，为重新壮大中国电影业提供借鉴。 　　[关键词]华语电影；台湾电影 　　 　　华语电影的崛起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两岸三地几乎同时兴起的“电影新浪潮”。虽然三地各自作为统一运动的“新浪潮”都未长久，但是在新浪潮中涌现的一批新兴导演却开创了华语电影最辉煌的时代。 　　 　　一、曾经的辉煌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政治解禁对文艺界来说无疑是对长期压抑的突然释放，从而带来这一时期台湾文艺创作的空前繁荣，台湾新电影浪潮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台湾电影带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反思意识。这不但是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的风格，也是同期大陆电影的风格。一个社会最终走出旧时代、迎来期望以久的“新纪元”的时候，在充分呼吸自由的同时难免会感到一种“娜娜出走后”的迷茫。站在历史的分界点上回望来路，会发现自己与那段无法割断的时代之间除了压抑和反抗，还深藏着更加复杂的感情。于是把目光投向那段压抑在政治乌云之下的漫长时代，朴素的白描那个时代下的芸芸众生。在对历史伤痕的再现中反思一些比政治伤害本身更深刻、更宏大的话题――人性、文化、民族出路等等，试图在这些历史的断面中探讨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与那个时代的人们之间更加多元的历史关系，探讨被隐藏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生存。侯孝贤在1989年公映的《悲情城市》以及之后的《香蕉天堂》、《感恩岁月》，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是这一类型的电影。这一风格同样出现于大陆文革解禁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我们也很容易列举出大陆导演的类似作品，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谢晋的《芙蓉镇》：拥有史诗般的叙事结构却是平淡述说着平常人物的平常人生，一方面试图通过镜头凝固历史记忆从而对政治阴影下人性受到的摧残做出控诉，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对人性本身复杂性的展示中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同期的两岸导演都以严肃知识分子自居，非常注重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逐渐走上精英文化路线。遥远到陌生的传统形象、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往往是它们面向院线的唯一卖点，甚至它们根本无需票房来支撑其投资――台湾当局的“辅导金”政策和大陆的统购包销体制。象牙塔中的文艺片逐渐丧失了自身的造血功能抽象而深奥的人性矛盾、佶屈晦涩的叙述风格充斥着他们的作品。这样作品的娱乐性和大众化也越来越难以兼顾，没有经过系统电影文学训练的人往往很难理解电影主题也无法接受其美学风格。结果这些电影受众逐渐局限于小众化的精英文化圈，这为其后来遭遇的困局埋下了伏笔。而在另一处，香港的导演们坚持其一向回避政治题材的风格，香港的“新电影浪潮”则一开始就选择了商业化道路。徐克、许鞍华、关锦鹏、吴宇森在电影和商业之间平衡游走，或者说他们只是在商业中加入自己的电影理解。香港的电影工业利用资本和娱乐迅速制造着另一个时代的辉煌：警匪片、武侠片、喜剧片、恐怖片，种种娱乐化的香港类型片几乎垄断当时华语电影的大众市场。由大陆、台湾、香港三股独立的电影势力汇聚而成的华语电影在这一时期可谓盛极一时，从大众化的娱乐电影到精英化的文艺电影几乎全面繁荣。华语电影不但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屡获大奖，而且其总的票房规模也相当可观，可谓形式一片大好。 　　 　　二、现在的衰落 　　 　　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美国式的商业化和消费主义深深的侵入我们的社会肌肤。在好莱坞的强势面前，大陆、台湾、香港三支电影力量几乎同时陷入各自的困境，华语电影曾经的辉煌成了几乎不堪一击的泡沫。好莱坞商业片的资本和视觉重拳，不但席卷了两岸三地无法接受艺术电影的庞大市场，同样击溃了相比起来资本不那么强大的香港电影工业。武侠、警匪的视觉刺激性和庞大的彗星撞击、几十万人的宏大厮杀场面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而香港娱乐电影的商业宣传也无法与美国庞大而成熟的大众传媒支撑下的广告工业相提并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电影产量锐减，香港的娱乐片干将们纷纷转到好莱坞发展，《无间道》几乎成为香港电影的最后悲歌。 　　随着大陆电影体制全面商业化的改革，电影业非独立非商业的环境消失。好莱坞大片开始席卷国内市场，并且电影行业的审查也日趋严厉，大陆电影创作进入低潮。作为一种应对，第五代导演彻底抛弃了“给另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空间”的艺术路线，向资本化的电影工业缴械投降。并借助自己通过艺术电影所积累的声望，满怀憧憬地投入资本化运作的商业电影的怀抱。大陆的主流电影创作群体全面倒向电影的工业化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