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儒鸣道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PDFVIP

关于 《诸儒鸣道》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 田智忠 中文提要： 《诸儒鸣道》的编者身份不详。从该书的“去取不可晓”、其整 体刊刻质量、盗版因素、编书者应具备的条件、该书的影响诸方面考察，该书很 有可能为坊刻本，其编订于刊刻都或与书商有关。因此，我们在讨论该书的道统 观时，应当持慎重的态度。 关键词：诸儒鸣道，编者身份，朱熹，盗印，版本 儒教文化研究第 14 辑 较之于《诸儒鸣道》的具体编刻年代问题而言，该书原刻者的身份问题更加 难以考察：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该书编者之身份的确切记载，甚至就是在 《诸儒鸣道》编订后不久即面世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中，已经明确说明《诸 儒鸣道集》“不知何人所集”（这也从侧面说明该书的编者很可能默默无闻的人 物）。因此，除非有新的史料被发现，这个问题是很难被彻底的解决。但是，不 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我们对《诸儒鸣道》所折射出的道学观、道统观问题的讨 论就没法启动。因此，我们还是希望从一些侧面材料中，来推测《诸儒鸣道》编 刻者的可能身份。当然，对于此问题的讨论，尤其要谨慎小心。 当前，所有的研究者基本上都默认，《诸儒鸣道》的编刻者应该是其所选十 二位儒者中某一位的后学或者是私淑者，基本属于儒学学者的阵营。① 陈来师更 是推测，《诸儒鸣道》编者可能是“浙江学者或曾在浙江为官”，也可能“刘子 翚或张子韶的学生或友人”，② 即福建或浙江人士。其证据为：“从鸣道集总目 看，独于元城（刘安世）三录皆称刘先生，编者似为元城门人或私淑者”，所收 著作至张子韶为止等。笔者则以为，陈来师此说还不是确论，原因如下： 首先，认为《诸儒鸣道》的刊刻地点在杭州，其编刻者也当为浙江人，这一 点不存在疑问，但是，“刘子翚或张子韶的学生或友人”却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 者，原因如下： 其一，刘子翚的弟子后学不可能是《诸儒鸣道》的编者。从胡宏和朱子给刘 的著作集《屏山集》所作的序言和后序看，在刘去世后的十三年里，他的资料始 终处于无人整理的状态，直到他的儿子长大以后，在朱子的参与下《屏山集》才 ① 目前学界论及《诸儒鸣道》编者的身份时，基本上都在因袭陈来师的观点，至多是稍微有 所修正而已。如田浩、杨柱才、符云辉等人完全是在转述陈来师的观点，而向世陵、方旭东 则对陈来师的观点有所修正，指出胡宪不可能是《诸儒鸣道》的编者。对于上述学者对《诸 儒鸣道》研究成果的回应，本人另有专文予以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② 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北京大学学报》，1986（1），38页。 118 关于《诸儒鸣道》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 得以编辑完成。这颇能说明刘子翚弟子后学乏人的现实。再者，刘即使有弟子后 学，他们也不会在《屏山集》还没有编订完成的情况下，就去编订《诸儒鸣 道》。再者，“鸣道本”《圣传论》与《屏山集》本《圣传论十首》之间有很大 的不同，不可能出自同一批编者之手。 其二，张九成的弟子也不可能是《诸儒鸣道》的编者。资料显示，早在乾道 初年，张九成的著作的单行本多已经广为流传，且多达二十余种，其整理者多为 张九成的亲戚与门人。但是，张的文集即《横浦先生文集》（《天禄琳琅书目后 编》卷七指出，“按此本阙笔字，的为宋末旧刻”）的面世时间却很晚。需要注 意的是，《横浦日新》与《横浦先生文集》的整理者相同，同为张九成的弟子郎 晔。这也意味着，张的后学弟子在其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在整理和编 刻他的著作（主要就是郎晔和张九成的侄子和外甥等人以及张的一些门人），很 难再有时间、精力和材料去编刻《诸儒鸣道》。 其次，《诸儒鸣道》中刘安世称“先生”，不一定说明其编者就与刘的后学 有关，而很可能是由于，该书所据以刻印的底本即称刘为“刘先生”，刊刻者只 是依照原样刻印而已。这很难反映出他们本人对于刘安世的态度。因此，虽然 《诸儒鸣道》的总目称刘为“先生”，但是对于刘安世的老师司马光则只称“涑 水”，一如其称呼周敦颐和张载为“濂溪”和“横渠”，而在《诸儒鸣道》的分 目中，则于二程、谢良佐皆称“先生”。此无他，说明编辑体例混乱而已。 总之，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诸儒鸣道》的编者与其所选的十二位学 者有较为明显的渊源关系。① 同样，以此为基础来讨论《诸儒鸣道》编者对道统 的理解（默认其为儒学中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