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安全机制与生命权立法.pdfVIP

当代法学 2017年第5期 生命安全机制与生命权立法 王建平李欢’ 内容提要：生命利益的立法定位需要承认生命的安全机制。生命利益的法律化，应走出“好人好命”“坏人 坏命”的文化误区，将其结构化区分为：一级形态“生活或生存”以“生存权”规定，二级形态属于生命“安 全或安宁”利益作为。生命维持l”层面，三级形态。健康或无病”的健康利益作为“生命维持2”层面，与 四级形态“生命权侵害”’救济利益作为“生命维持3”层面，构成各类生命安全层面“生命安全权”范畴，并 与五级形态“生命权处断”选择利益构成完整的生命权立法思路。以生存权、生命受保护权、生命安全权、生 命安宁利益权、生命健康权、禁止侵害他人生命利益、生命损害求偿权、生命处断权和生命利益交易权等体系 化思维，完善生命权立法。 关键词：生命利益；安全机制；生命权立法；泛化保护；立法设想 在我国，“生命”一词的汉语词典解释比较详细。但是，法学类词典的解释不清晰、含义不 明确，缺乏法理层面的准确把握。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受到“生命无价论” 与“生命权不存在论”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哲学层面或者民族意识层面有“生命重于泰山”、 “生命轻于鸿毛”，生命价值观层面“好人”、“坏人”的标签，抽象的生命利益被人为分解为 “好人生命”、“坏人生命”而被标签所淡化；另一方面，我国民法学界长期存在“人格权独立成 编”与“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的争论，没有达成“人格升位”的理论共识，却极度弱化了法 学界对于生命权立法社会价值与制度经济学的应有关注。政治层面的“中国梦”理论，在“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以“人民幸福”诠释生命权立法的中国精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背景下生命价值观的升位，不以法学界的好恶与民法学界“人格权独编论”争议为转移。 生命权立法的前提是“人民幸福”。“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必然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实 然性、生命维持的条件性、生命保护的义务性和生命维权的有效性合成的“生命状态的安全性” 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弗洛姆“人能毁灭生命”的观点，从社会人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上，为我 们审视我国《民法总则》中“生命权”的立法模式，提供了一种分析与思考的方法路径。本文 主要运用利益结构化的思考工具，分析生命利益向法律权利演进的基本逻辑。 一、生命的法律定位基础：生命安全机制 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艾里希·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认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 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1]笔者认为，生命是自然人这一法律主 ·王建平，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李欢，四川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1】[美]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 ·104· 万方数据 生命安全机制与生命权立法 体活着的“有命的状态持续”或自然人生存利益、安全利益和健康利益受到法律严密保护的持 续状态oC 2)这种状态构成我国的国家人121统计中“总人口137462万人”数据的事实来源。资料 显示，2015年全年我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66182人，总死亡人口975万人，死亡率为 7．11％oo{3]这个变动数据说明生命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民事法律事实，而是我国劳动法和劳 动管理、社会保障、人口管理法、养老法、慈善法以及刑法等法律规范层面，“人力资源”、“工 伤保险”、“人口计划生育”、“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杀人罪、伤害罪和绑架罪等法律规 范共同调整的对象。尤其是，生命现象作为一种民事法律事实，在民事活动中，以绝对性民事权 利，以及可处分民事利益、侵权行为及其救济等样态存在着。有时候，因为被固化成“僵死” 的民事法律事实即民事客观事实，而不是在整体法律视野下可变动的重要法律现象。所以，相关 领域的立法和法律制度设计，必然成为保护生命利益、安全利益和健康利益等的国家、政府和社 会义务的重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