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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失明的悲剧 　　[摘要]《我的名字叫红》展示了细密画在充满矛盾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艰难地维持着在君王和宗教之间勉强形成的脆弱平衡，并以自我封闭为手段逃避外在因素的影响，最终既无法回应现实生活，也不再能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这就是细密画衰落的原因。小说认为，文化的偏见及由此产生的对变化的恐惧无处不在，只有抛弃偏见，以一种历史的、开放的心态面对生活并创造自己的未来，才能融合一切有利因素，使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关键词]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细密画；传统文化 　　 　　传统总是面临新因素的挑战，因此文化在发展中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吸纳环境信息并记忆自身历史，记忆功能要求文化结构中具有抵制变化的机制，但同时它也要有能力在必要时改变自身结构以适应环境。自马其顿入侵以来，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民族带着不同的文化相继占领中亚。西亚区域，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不断撞击和融合，细密画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诞生、发展和繁荣起来，是各种文化撞击和融合的产物。但是，16世纪末期以后，这种艺术形式失去了创造力，并在不断重复自身的过程中迅速衰落下去。 　　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通过复杂的故事情节形象地分析了细密画在16世纪末期失去生命力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当细密画艺术逐渐成熟以后，出现了自我封闭的保守倾向，并拒绝面对一切可能影响自身传统的内外部环境因素，这就使它处于文化的失明状态，既无法回应现实生活，也不再能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因此细密画的衰落应当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内部寻找原因，而不是单纯归咎于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 　　细密画传统根植于中亚与西亚的历史文化之中。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这一区域的美术主要为宫廷贵族服务，以宣扬帝王观念和王权神授等内容为主。当反对绘画和造像的伊斯兰文化席卷整个中亚与西亚之后，这些地区的宫廷美术并未消失，而是以妥协的方式在伊斯兰总体文化框架下继续发展，并受到非阿拉伯血统的蒙古帖木尔王朝、波斯萨法维王朝和突厥奥斯曼帝国历代君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细密画是世俗美术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宫廷艺术，它虽然受到伊斯兰信仰的规范，但服务对象却是宫廷和君王，这对细密画传统的形成和细密画画家的生存方式影响深远。一方面，画家要遵从君王的需要、体现君王的荣耀；另一方面，画家又受到宗教信仰的困扰和威胁，这使细密画画家在两者之间处于尴尬境地，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 　　小说中奥斯曼大师领导的宫廷画坊既是培养御用画家的国家艺术学校，也是为君王绘制御用图书的宫廷艺术机构。君王的喜好强烈地选择并规范了宫廷画坊的风格，画家也只能为他所服务的君王形成或改变自己的风格。画家对君王的紧密依附使自己失去了独立的艺术品格，也必然使其受到政权变更的强烈影响。历史上的中亚及西亚处于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格局中，战争不断，政权更迭异常频繁而复杂。一旦画家所服务的君王在战争中失利，画家就不得不改换自己的服务对象。新的君王可能来自不同的民族，带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审美需要，因此画家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时刻受到危机感的压迫。拥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必将难以应对频繁的需求变化，这就导致细密画最终形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模式化特点。所以注重传统的奥斯曼大师把放弃个人风格作为安身立命的法则。他认为，细密画画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拥有自己的风格，画家的最高追求不是彰显艺术家个人特色，而是力争在传统中实现个人技艺的精湛并维护画坊风格的整体性。这是细密画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一旦多变的个人风格取代稳定的传统风格，画家群体将出现分裂，并被迫接受现实的选择和淘汰，画家将重新回到令人焦虑的生存状态。 　　另外，伊斯兰文化对细密画艺术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唯一的创造者，任何人不得僭越安拉的地位，因此反对偶像崇拜，对绘画持否定态度。《布哈里圣训集》、《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等宗教文件都记载着美术家在裁判日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的训诫。因此强烈的罪恶感使画家在绘画时始终处于强烈的焦虑状态，在自责与后悔中像罪人一样怀着愧疚，偷偷摸摸地开展工作，而且挣扎着面对宗教冲击的危险。小说以细密画大师谢赫?穆罕默德的悲剧佐证了细密画画家的内心痛苦。这位曾经创造了一系列富有激情的绘画题材和绘画方式的大师，晚年却因自己在艺术创作中违背了伊斯兰教而悔恨不已，由于他的绘画散布在大量的图书之中无法彻底销毁，于是他绝望地焚毁了加兹温的王宫图书馆，自己也被活活烧死。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传统细密画画家认为，画家不应冒违背宗教信仰的风险自由创作，而应当尽量在宗教的规范下，从既定传统中寻找绘画的依据，尽量描绘记忆中的世界、安拉的世界，而非人眼在现实中所见的世界，只有这样，细密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