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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歌剧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要求 　　歌剧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综合艺术。它集音乐、文学、表演、舞蹈、美术等艺术品种于一体,融独唱(奏)、重唱(奏)、合唱(奏)、对唱等声乐器乐表演形式为一炉。它调动最新最佳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展示戏剧情节、揭露矛盾冲突、营造典型环境、刻画人物形象。正如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所说,歌剧是用“音乐写的戏”。在构成歌剧的诸种艺术形式之中,歌剧音乐(包括声乐器乐)的质量与档次对于整部歌剧的成败举足轻重,音乐是歌剧的第一要素。 　　 今天,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精神生活逐渐丰富,艺术欣赏品位提高,对于新时期歌剧的创作尤其歌剧音乐的创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歌剧的创作和表演必须了解新形势下文化市场对于艺术作品的真正需求,以及广大观众对于歌剧精品的欣赏兴趣,以崭新的观念、崭新的手段、崭新的形式努力创作内容健康、质量上乘、雅俗共赏的作品。特别需要在歌剧音乐的创作上既遵循基本特点,又善于独辟蹊径,既考虑歌剧音乐的一般规律,又大胆追求强烈的艺术个性。歌剧音乐的创编人员应该通过自己的创新,使歌剧这一高雅的艺术形式受到尽可能多的观众的接受和喜爱。新时期对于歌剧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总要求应该是:具有戏剧性、民族性、时代性与交响性。 　　 一、戏剧性:歌剧属于戏剧范畴,歌剧音乐应该符合戏剧音乐的特点,担负特定的职责。应该通过歌剧音乐的各种表演(演唱演奏等)呈现特殊氛围、叙述情节发展、展示矛盾冲突、抒发人物感情、反映社会生活。随着新的时期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各种矛盾日趋错综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更集中更典型地浓缩生活原型,更有力更积极地揭示各种矛盾,更有效更充分地褒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歌剧音乐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结构布局还是情绪变化,都应该注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大喜大悲。平静如明月秋夜,狂怒若暴风骤雨,欢悦足以手舞足蹈,悲痛可似肝肠寸断。嬉笑怒骂,淋漓酣畅,个性鲜明,荡气回肠!因此,应下大力气写好主题曲主题歌、咏叹调、宣叙调、舞曲、间奏、序曲、尾声以及背景音乐等,全力调动交响乐与混声合唱等声乐器乐手段,烘托气氛、渲染情绪、推波助澜、引人入胜。音乐还应充分发挥其“感情艺术”的独特功能,恰当地借助自身优势抒发人物情怀、揭示内心活动,展现现实生活中深层次的思想碰撞,颂扬人类一切优秀品质和伟大精神。 　　 二、民族性: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世界性语言,各个民族的音乐精品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作品的民族性是体现艺术价值与生命力的重要属性,是检验创作者认识生活、表现生活深度的标准之一,艺术作品的民族色彩越是浓郁其世界性便越是明显。当今时代音乐创作技法繁多、争奇斗艳,艺术贵在创新的原则驱使广大作曲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如何出新,如何使作品富有民族性?答案是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掘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从民族音乐的海洋里汲取营养。遍览中外古今优秀的歌剧音乐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并且因此而久演不衰、千古流芳。音乐史上伟大的歌剧音乐作曲家诸如普契尼、威尔第、格林卡等人无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体现民族色彩,发出民族的心声。中国的新歌剧诸如《江姐》等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其音乐创作对民歌、戏曲等民间音乐的吸收。歌剧音乐的民族性特点要求作曲家在作品中从音乐语言、音阶构成、旋法特点到和声色彩、复调形式、曲式结构、配器手法等尽力体现民族特点,发掘民族意蕴,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心理与审美习惯。尤其我国少数民族歌剧与古典歌剧(古装戏)更要十分讲究民族风格,这不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 　　 三、时代性:音乐是讲时代特点的,歌剧音乐不能例外。纵观人类音乐产生发展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以及现代的表现主义等等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音乐,无不独具特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表达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冲破封建专制的桎梏、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体现了“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的信念;柴科夫斯基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抒发了沙俄统治下,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苦彷徨的心情,表现了痛苦、悲哀、幻想和斗争的情绪。音乐作品的时代性不仅体现在音乐“灵魂”曲调的旋法调式与音乐“骨骼”节奏的疏密疾徐上,而且体现在和声形态、复调手法、曲式结构和配器方法上。歌剧音乐的时代性首先要求旋律的进行方式、节奏的律动特点均应与当今时代的声乐器乐音乐语言基本规律相吻合,注重音乐的可听性与生命力,作曲技法的出新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大多数观众的艺术修养与欣赏水准。其次应该尽可能地运用人类音乐创作理论和技术的最新最佳成果――有调性、无调性、泛调性、多调性等等。没有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技法,只有运用得恰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