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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的身份叙事 　　摘要　九七香港回归并无法直接而简单地完成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续接，特定的历史体验使得港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抹去英属殖民统治的记忆，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在传统文化的召唤与现代文明交织的语境之下，身份既是一种渴望，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焦虑之中。缺少自主抉择空间的港人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呈现的是一种迷失的憧憬和无奈的等待。 　　关键词　香港；文化根性；抉择；身份 　　 　　在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便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特别行政区，但是回归并无法直接而简单地完成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续接，在制度和观念层面甚至还可能呈现为某种形式上的断裂。而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也自然而然地映射到文学艺术层面，在诸多的艺术作品中，香港多呈现为一种“双城”的特性。特定的历史体验使得港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抹去英属殖民统治的记忆，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在传统文化的召唤与现代文明交织的语境之下，身份既是一种渴望，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焦虑之中。缺少自主抉择空间的港人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呈现的是一种迷失的憧憬和无奈的等待。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在回避和纠缠过去的同时，似乎由于制度以及文化认同障碍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折服于大陆的强力的文化认同要求。于是，在香港的影像中，斑驳的过去和迷惘的未来作为叙事的主色调，让香港电影呈现了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关锦鹏、陈可辛和王家卫等新锐导演就是以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的作品流露了面对这座“双城”的记忆的感伤和感伤的记忆。 　　 　　一、迷失“重庆森林”――王家卫影像的焦虑主题阐释 　　王家卫凭借《重庆森林》、《旺角卡门》、《花样年华》以及《2046》不但确立了其自身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方式，也同样确立了他作为一名亚裔导演的国际地位。在王家卫的镜头语言以及叙事中，所张扬的和探索的，恰是香港这种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因此仅仅以恍惚的镜头和奇异的画面来定义王家卫显然是不够的，“王家卫电影的恍惚镜头和奇异画面之中，总是伴随着某种明显的灼痛和焦虑；而看罢影片，却又总是积淀起淡而不逝的莫名沉重和悲哀。”这种焦虑与困惑、迷失与寻找的后现代主题之所以受到一种跨国认同，在于这种情绪兼具了一种跨文化的泛人类的关怀，在一个商业消费主宰肉体和灵魂的年代，作为一个个体，似乎都难免陷入到了这种莫名的危机和对个体寻找和迷失的危机之中。在多元而驳杂的文化语境之下，为新的价值基点的确立提供了诸多的可能，而这种抉择势必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于是为灵魂寻找一个归宿成为王家卫电影执著的探寻。 　　1　边缘人的城市寻梦。 　　根性的寻找是王家卫镜头下人物宿命般的追求，因为无根，所以寻找；即便寻找，却也无根。在王家卫的镜头下，“他们是永远在等待生意上门的杀手(《东邪西毒》)，他们是在街上逛来逛去的警察(《2046》)，他们是无所事事的阿飞(《阿飞正传》)，他们是酒店做侍者的同性恋者(《旺角卡门》)。作为王家卫影片中的主角，她们是永远心不在焉的店员，她们是永远不落地的空姐，她们是在夜店勾搭陌生男子的舞女。王家卫的视点，总是投向这些和正常人稍显不同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家人，没有同事，似乎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每个人都像梦中一样虚无；他们没有根，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每个部分，同时又可以游走于社会之外。他们拔断了自己的根，然后开始寻根”。在人性的建构过程之中，根性诉求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伴随着对“家”的渴望，人类永远憧憬着为灵魂寻找一个栖息之所。王家卫的镜头下的人物，根性的建构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种回避；既是一种自觉，又是一种无奈；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迎合。于文化层面而言，香港是一个万能受血者，同族与异族的血液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入到了他的体内，娱乐、商业、精英、平民在新的文化价值建构的召唤之下，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断裂和艰难的续接。历经了“东方好莱坞”的喧嚣与繁华的香港电影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变迁，在一个貌似强大的城市实体的耀眼的光芒之下，无法遮盖港人面对自身未来命运的忧思。原有的经济贸易中心和文化消费中心的地位还是动摇了，边缘化的定位和想象自然会延伸到艺术创作之中，于是边缘人的城市寻梦成为一种象征，也成为王家卫影像的创作母题。非主体性的形象建构既可以解读现代人主体性的缺失，同样表征着作为一个以地域为界限的文化社群尴尬的定位。 　　2　二元对立的诗意抉择。 　　如果说思想文化层面的一元论常常遮盖了生命的本性，那么多元杂糅的文化抉择也常常让人迷失，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交界的文化转型期、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汇的路口，这种抉择更显得无所适从。在王家卫影像中边缘人物的憧憬与迷失，源自于王家卫自身的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思想和艺术表达，也是香港作为“双城”特有的文化情结在影像世界自然的流露。“人文主义情怀/悲剧宿命意识、浪漫诗意/日常现实、古典思想/后现代的表达、作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