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与精神目标的象征.docVIP

新秩序与精神目标的象征 　　一 　　 　　银幕上的家庭与家庭生活场景，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既可以发现银幕本身的某些阶段性特征，也可以发现想象与现实及现实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按照电影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文革”前的17年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时段(通常称为“十七年电影”)。这种时段概念，其主要依据显然来自于社会史的分期。但当我们把有关叙述家庭故事的现实题材影片抽取出来并作纵向的观察之后，却发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4年中，我们在银幕上所看到的家庭内部的冲突，主要来自于一种先进观念与落后观念的分歧；而自1964年开始，以《千万不要忘记》为标志，阶级斗争的内容进入了家庭叙事，其内部冲突往往是敌对阶级之间尖锐矛盾的一种“折射”和“反映”。这个有意思的现象的发现，使本文暂且放弃了把“十七年”作为统一时段的考虑，而更愿意把1949－1963 年间的有关影片当作一个单独的考察单元。 　　为了方便起见，我把1949－1963 年称为新中国的“前十四年”。这一阶段中，以家庭内部人物关系“事件”作为主要叙事内容的现实题材影片，大致包括：《儿女亲事》(1950)、《我们夫妇之间》(1951)、《两家春》(1951)、《马》(1956)、《妈妈要我出嫁》(1956)、《花好月圆》(1958)、《小康人家》(1958 )、《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李双双》(1962)、《女理发师》(1962)、《蚕花姑娘》(1963)等。从上述影片的片名本身，我们既能感知到一种平和、亲切的意味，甚至不乏温情和乐观。这或许与当时社会的总体气氛有关。应该说，“前十四年”的中国社会基本贯穿着一种“换了人间”的群体感受。尽管也有某些由不同范围的运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不断摸索与调整中前进，国家由贫弱日渐走向强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总体图景。也正是由此之故，上述影片中有的还带有一定的喜剧成分(如《花好月圆》)，而有的则完全采用了喜剧电影样式(如《李双双》、《女理发师》)。 　　不过，作为一种在特定而具体的文艺政策下完成的现实中的想象和想象中的现实，平和、亲切甚至温情和乐观，还不是上述影片的全部。事实上，“前十四年”银幕上所叙述的家庭故事，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功能：它们一方面以家庭内部结构的新的变化态势，喻示了与旧时代明显不同的新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呼应党和政府对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的意识形态要求，以正面的方式，倡扬了一种有利于统一精神面貌和使大政方针得以顺利实施的观念准则。因此，家庭故事的社会化叙述(或者说把家庭故事的涵义予以相当程度的放大)，可以看作是“前十四年”有关影片的一个基本特征。 　　 　　二 　　 　　《儿女亲事》可能是本时期最早的一部叙述家庭故事的影片。这部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父女两代冲突的故事，但其创作意图却与刚刚颁布不久的《婚姻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与此前的中国现代文艺作品中儿女为追求个性解放而离家出走的经典叙事不同，本片虽然也安排了父女俩由于对婚姻问题的观念不同而导致关系暂时破裂的情节，但最后则通过让父亲看到女儿自主婚姻生活的幸福而使冲突得到了圆满的化解。这个圆满结局的出现，显然更多是出于正面教育的目的。它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老脑筋”的劝导，同时又以个人幸福和家庭和睦的双重获得而证明了《婚姻法》的正确性。本时期在创作意图上与《儿女亲事》基本相同的影片，还有《两家春》和《妈妈要我出嫁》。考虑到《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民事法典这一事实，这些宣传新的婚姻观念的影片，应该还有更为宽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作为社会的最为基层的组织形式，家庭内部结构往往既是社会整体结构赖以形成和存在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整体结构的一个缩影。因此，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20年代初创时期起就意识到传统的家庭制度既根植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阶级状况之中，又以半封建农业经济为依托。传统家庭制度在经过2000年漫长岁月之后未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不能不归结为它与传统社会体制的高度耦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志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家庭制度取代以孔孟的纲常名教为基础的家庭制度，把家庭当作是发展社会主义个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制定和颁布《婚姻法》，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为了给某种民事纠纷提供一个法律化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支持了对旧有等级制家庭秩序的变革，而这种家庭变革无疑有助于一个取缔特殊权力、消灭压迫与被压迫的平等社会的建立。《儿女亲事》等片的深层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们一方面以儿女对父母之命的违拗反映了家庭／社会等级制的开始动摇，另一方面也以一个理想化的故事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