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历史本真书写.docVIP

行走中的历史本真书写 　　 傅宁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先在《中国作家》刊出，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是近年来推出的历史人物题材纪实作品中颇具影响的有为之作。在我看来，它可能为这一文类提供某种可资借取的写作方式。人物传记类作品，因着图书市场可持续的需求，一直被规模化地“生产”着。但这类作品数量虽多，可观者却少。不少传记作者在“效益优先”原则的支配下，采取种种快捷的方式，以想像虚拟代替对于历史真实的寻访，以对传主遗存文字的简单梳理与读解，对现成的他人相关言说的链接和整理，作为基本的书写方式。这样的从文字到文字的“书斋”写作，由于缺乏写作主体必要的生命投入、题材重复度甚高的传记写作，给读者呈现出似曾相识的面目。 　　《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是一部以“行走”书写历史人物本真的作品。以题材而言，对徐悲鸿的描写整体上已不具有吸引读者眼球的独特性，关于徐悲鸿的传记就有蒋碧微、廖静文诸人多部作品行世。蒋碧微、廖静文由于与传主具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她们的传记更为读者关注。因此，涉足徐悲鸿的写作，傅宁军在题材与身份方面没有优势。但是傅宁军是一位善于从并不新鲜的题材中发现新的写作可能性的作家。历史本真是一个多维的立体建构，每个传记作家可能只能给出他的历史视窗中所见的一种存在。傅宁军从既成的徐悲鸿传记中发现许多重要的、不该留有的空白：“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徐悲鸿去世至今，又有哪些与之有关的人与事？”正是在这样的设问中，傅宁军形成了关于徐悲鸿言说的新的叙事策略。而对这些话题的叙写，作者并不能从现成的文字中获得必要的资料，也无法简单地回到历史去叙说历史人物。基于此，作者从现实提供的若干可能性出发，通过寻访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学生及其他相关人物，寻访徐悲鸿生命历程中留下重要踪迹的场景，从当下切入历史，在“寻踪”中呈现徐悲鸿未被呈现的种种存在。可以说，正是这种寻访、寻踪，或者说“行走”，生成了《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独特的价值。“行走”体现着作者一种严谨投入的写作态度、写作姿态，也表达了他对于亲验性纪实方法的选择。我们可以发现采访成为《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的基本写作方法，访谈口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要素。也正是在这里，《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就不是通常所说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具有报告文学体性的作品。 　　报告文学是一种关于信息报告的文体，其信息的基本特征是非虚构的真实性和新闻性。对于徐悲鸿这样的题材，通过“寻踪”挖掘人物未被读者知晓的新信息，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有效方法，由此也使作品生成具有某种“召唤性”的阅读魅力。“寻踪”在傅宁军这里是一种大规模的行动，作者对与徐悲鸿生命历程具有逻辑关联的地方一一作了寻访，其中包括徐悲鸿的出生地宜兴屺亭和作为画家理想放飞和走向成功的重要站点，如上海、南京、北京、桂林、重庆和法国、新加坡、印度等。寻访是对历史的一种触摸与感知，超越时间的阻隔，我们可以回到历史的在场，感受历史的温度和质感，激发我们的灵思与想像。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徐悲鸿留学的母校，在这里，徐悲鸿汲取国际一流的艺术滋养，由中国走向了世界。傅宁军深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对于徐悲鸿的意义，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带着读者一起触摸保存完好的徐悲鸿的学籍档案，走进留下徐悲鸿苦学身影的教室。报告文学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亲验性或体验性的实践活动，所以采访是其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但一般而言，历史纪实受制于多种原由，更多地依赖于文献档案等书面材料，采访是被忽视或是缺失的。不同此类，《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对于采访（寻访）是自觉的，这是对历史纪实写作的一种超越。而对于徐悲鸿写作而言，寻访还可能是某些珍贵史料的“最后”搜索。“如今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和学生，大多年逾古稀，‘抢救’刻不容缓”，“每个讲述者的记忆中保存着一个徐悲鸿”。基于这样的认知，作者对徐悲鸿的外甥、侄女、弟媳、佣人，学生冯法祀、韦启美、谭勇、王学仲、刘勃舒等作了深入的访谈。通过他们的讲述，读者从中获得关于徐悲鸿的许多有意味的细节。这些材料在以往徐悲鸿的传记中是没有的，是作者“行走”中的独家发现。它们对于徐悲鸿的书写或许是一些侧笔，但无疑通过点滴的还原使徐悲鸿的历史存在更接近于丰富的真实。 　　《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的作者是十分注重将徐悲鸿置于多样的人物关系中加以叙写的。在我看来，作品这方面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徐悲鸿与其个体生命深有关联的蒋碧微、孙多慈、廖静文三位女性情感际遇的言说中，尽管其中对孙多慈的叙写细致婉约，发掘了不少可读的材料，而是主要体现在徐悲鸿与民国诸多人物、特别是文化人物关系的纪实中。以往有关徐悲鸿的写作，或者是由于作者的视阈所限，或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遮蔽，常常隐去了徐悲鸿重要的人物关系图景。《吞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