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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艺术可以重来？ 　　近年来，随着文物古玩收藏的升温，以及高级复制技术的日益成熟，各种艺术复制品不断出现。其中不乏一些高端仿制品，尤以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高仿品最具代表性。这些书画高仿品的出现，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加强了普通老百姓对传统艺术参与的积极性，并且高仿品敢于公开标榜自己的“李鬼”身份，就首先从根源上切断了自己与“赝品”的联系，但还有一部分人却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践踏，更谈不上收藏价值，那么，事实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些高仿品到底值不值得收藏呢？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 　　 　　众所周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从魏晋南北朝以至近当代数以万计的书画传世之作，因为收藏条件的限制，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只有很少部分可以通过不定期的展览向世人展开真实的面容，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书画作品的人可谓少之又少，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句话来形容也许再恰当不过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书画高仿品的出现。 　　说到故宫书画高仿品，不得不说来自日本二玄社高超的复制技术，曾几何时，这家来自日本的、专门从事书画复制技术开发的企业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发了一台全长5米，高宽各2米，重达3吨的全自动照相机，这台照相机率先采用防紫外线热辅射的照明装置以保护真迹，制作过程中以最先进的、性能最优良的胶印机器材，分色达8至12色（一般彩色印刷为4色），高超的复制技术，使深藏博物院、受到严密控管的古代书画国宝，能够以“分身”的姿态，进入普通百姓家。20多年来，二玄社利用这种技术陆陆续续复制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共380件，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等藏品37件，合计共420余件，这些稀世珍宝即使在博物院的展厅也难得现身，譬如：宋代的范宽《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李唐《万壑松风图》、文同《墨竹图》、夏《溪山清远图》、明沈周《庐山高》、唐颜真卿《祭侄文稿》、怀素《自叙帖》、宋苏轼《黄州寒食帖》、米芾《蜀素帖》等等。 　　二玄社的胶印技术前不久被来自北京的本土企业“一鼎轩”的数码技术所超越，一鼎轩采用最新的数码承印材料和印刷技术，复制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51件“国宝”级书画仿制品，其中包括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的《步辇图》、赵佶的《芙蓉锦鸡图》、黄公望的《快雪时晴图》，直至清末民初程璋的《双猫窥鱼图》等。借助一鼎轩高超的复制技术，大量的书画作品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飞入寻常百姓家”。 　　 　　乱真不当真，只为求最真 　　 　　相对于那些知假、制假、贩假的商人，故宫书画高仿品从不在任何场合避讳自己的仿制身份，这种行为来自于对艺术最真诚的态度，这无疑表明故宫的领导阶层希望倡导一种大众艺术的新形式，从而让老祖先的这些珍贵艺术遗产不至于荒废，正如某些读者评价的那样，“乱真不当真，只为求最真”。 　　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品的真伪瑕疵均由买家自行鉴别，拍卖方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未料，此规定却成了赝品进入市场的“保护伞”，使很多制假者对由此产生的信任危机与风险置之不顾，将知假、制假、贩假当成艺术品市场中的“擦边球”。这种连锁反应产生出的赝品效应，使得赝品更为广泛地流入市场。制假者通常先将其编入著作中，使其“名副其实”，然后再送拍，进入市场，因有出版过的相关图录可供参考对照，赝品从而也就享受了真品的待遇。如此以来，却害苦了一大批初涉艺术品市场的书画爱好者。 　　其实，同为仿制真品，复制品与赝品有着很大的区别。复制品同原作、真品相近，也是一种艺术品，从用材、形体、工艺、风格上，与真品保持一致。它的制作不受材料、大小、多少等限制，但求形神相近，可成批生产，广为销售，较大程度地满足了艺术品爱好者的需要。赝品即指低档次的复制品，是故意隐瞒其仿制身份被充当真品来出售的，以次充好，蒙骗初入艺术品市场的投资者。“假冒”可以，但绝不能伪劣。现在某些报纸、网站上爆出的什么“100元把国宝抱回家”之类的只不过是伪劣仿品制造的一些噱头罢了，不能等同于高品质的仿制品。 　　 　　收藏价值由谁定？ 　　 　　其实，高仿真复仿制品的艺术价值，是由原作的神圣，难以接近和高仿真品逼真的制作工艺来决定的。据业内人士介绍，即便对于用作商品出售的手工高仿品，故宫的画师在临摹时通常一年也只能画一两幅，这些作品在出售时可以卖到1万元左右。复仿制品的价格和收藏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数量和复制质量，而无限量发行的艺术复制品会因其非稀缺性而丧失意义，那些真正有专门序号和确保限量的高品质的复制品事实上也是对艺术的再现和文化的流传。因此，才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日后有价值可藏。 　　而目前国内比较热门，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高档仿真品大都以仿制故宫藏品为主，或是书画，或是瓷器、家具，或是文房用品。即便不是故宫内部人士临摹复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