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与文房清供.docVIP

玉器与文房清供 　　中国人赋予玉器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涵盖了传统道德、审美的诸多方面。玉器既是吉利祥瑞的象征，平安福佑的象征，富贵荣华的象征，又是延年益寿的象征，青春仪美的象征，更是道德修养的象征。所以，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君子比德干玉”，“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礼记?玉藻》)的传统。所谓“古人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人也。”(《礼记?玉藻》)于是佩玉便成了君子有道德修养、行为光明磊落的标志。这就将玉器的道德功能与实用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文人，作为君子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更是将这种结合扩展到了自己生活的多种器物，尤其是与文事相关的文房清供。“文房”广义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 《粱书?江革传》云： “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干千里。”唐代时， “文房”逐渐演变为文人的书房。唐代诗人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云： “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文房”，所指便为文人书斋。及至南唐，“文房”已成为文人书斋的专用词。宋代时，文房用具的品类逐渐增多。宋人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将文房四宝各自列卷，搜采颇为详备。南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将文房用器整理成书，列入十项与文房相关的器物：古琴、占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其实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还有很多。宋代的文房用器已从实用的书写绘画的材料，向精神审美的文玩发展，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成为了“文房清供”， “清供”原指清雅的供品，如逢新岁以松、竹、梅供几案而谓之“岁朝清供”；以清香祭先人谓之“清香清供”，而文人多珍爱文房用具，故将这些用品冠以雅名，谓之“文房清供”，有着“云烟供养宜”的雅趣，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明代进入了文房清供的繁荣期，得到皇室的青睐。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尚寨村鲁荒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又有更多的器物被纳入了文房清供的范畴，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粱余事》等书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文人们对这些文房清供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干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清代，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之下，文房清供发展到鼎盛时期，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高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玩清供”，几乎渗透文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涵盖文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所不在，蔚为大观。 　　既然玉石为“石之美者”，又兼“五德”，关键是“君子比德干玉”，那么，将玉与文房清供相结合应当是再完美不过，或者说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选择。 　　笔，纸、砚，作为“文房清供”的代表，早已与玉水乳交融。 　　玉笔，又称之为玉管，是以玉制作的毛笔笔管。晋书法家王羲之《笔经》中曾批评制笔的奢华： “近人有以绿沈漆竹管及镂管见遗，斯亦可玩，何必金玉。”元陆友撰《研北杂志》中载：“袁伯长，有李后主所用玉笔，管上镌有文字，镂甚精。”明代的玉笔，存世最完整和精美的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螭纹玉笔。此笔通高20cm，于笔管和笔帽上各浅浮雕一组螭纹，其上所饰两螭纹，形态基本相似，皆有羊角式双耳，独角，长发向脑后身侧飘动，脑后有若干条短平行线，口衔灵芝，背有双线随形脊，腹两侧和足上有短平行线，足关节有多组漩涡式卷云纹，背有向两侧外伸且分叉的鳍或羽翅纹，四足，三爪，足间有单平行线组列的毛道纹，通体呈爬行状。从整体看，尚有元代遗风，工艺精美绝伦。 　　用玉造纸，古未有之，然而，以玉为纸，还是能够见到的。南京博物院藏有南唐时的“玉哀册”，该册为1950年江苏省江宁县祖堂山李神异钦陵出土，用和田青玉制成。玉册每片作扁平长方形，将玉片裁齐磨光而成。正面刻竖排楷书金字策文三行，系先琢刻文字，后充填金粉而成。背面刻有玉片序号“八”。哀册由42片组成一册，出土时贮于一石函内。清代时，乾隆皇帝尤喜欢将自己的墨迹留于玉册之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文翰玉册”、南京博物院藏有其“御笔洪范碧玉册”、 “御笔临王羲之玉册”、 “青玉御制七佛塔碑记”等。 　　玉制的砚台多为玩赏之用，少用于研磨。玉砚始于汉代，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中载： “汉制天子玉几……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