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在山而草木润　渊生珠而崖不枯（上）.docVIP

玉在山而草木润　渊生珠而崖不枯（上） 　　玉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服饰上的重要佩饰，《礼记?玉藻》中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早在西周时期，贵族在参加隆重庄严的典礼时，礼服上即佩有两套相同的组玉佩，分别系于腰的左右，每套佩玉均以丝绳联结。上端一枚弧形的玉叫珩(衡)，珩的两端各悬一枚半圆形的玉叫璜，中间缀有两片玉，称作琚和?r，两瑶之间悬一枚玉叫做衡牙。行走时衡牙与两璜相触，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诗经?郑风?女日鸡鸣》曰：“杂佩以赠之”。据旧注，“杂佩”指的就是这种成组联结的佩玉。由此可见古人以君子自比，对玉之喜爱。 　　 　　只是现在，市场上已难寻真正的美玉；而当今社会真正爱玉的君子也十分稀少了。但是，当笔者敲开杨伯达先生家门的一刻，一股清正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久违了的“润泽以温，比德以玉”的君子之风！ 　　 　　学者风范　著作等身 　　 　　杨伯达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27年出生于辽宁省旅顺市，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等前辈，后专攻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开始了数十年苦心孤诣的文物研究生涯，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玉器、玉文化、玉学。研究领域还涉及清代院画、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鼻烟壶、雕刻等专史。1980年至1987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7年离休。他历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鉴定硕士研究生导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中华文物馆客卿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会员，玻璃委员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杨伯达先生开创了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树立了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他先质疑景泰蓝之“身世”，指出景泰蓝非中国之首创；他对清代院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使许多珍贵字画重现光彩。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古玉史论》《古玉考》《中国美术全集?玉器》(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共六册)《中国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全集》(共六册)等，在雕刻、清代院画及鼻烟壶等诸多方面多有著述，并发表论文数十篇。他曾主持参与了金玉珠宝大佛、不空?\索观音、翡翠《蓬莱仙境》以及珍贵宝玉石的鉴定评估。 　　 　　峥嵘岁月　革命生涯 　　 　　1927年12月20日，杨伯达先生出生于辽宁旅顺，父亲开了家裁缝店维持生计，并供他读到高中。少年时代的他长期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里，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在抗日思潮的影响下，1945年4月，杨先生远走他乡，离开旅顺来到关内。这一走，没想到走出了一条奔向光明的大道。 　　入关后，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参加了革命宣传队。很快，杨先生的艺术天赋就展露出来。他曾就读的旅顺高等专科学校，很重视美术教育，教师是日本东京美术学院毕业的，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所以杨先生也擅长绘画。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在墙壁上画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军队的宣传画。不久，他被调往泰西县教育局，到简易师范教美术，县立高小教历史。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五一”节，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杨先生在中央学术学院做学生辅导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开始学习中外美术史。由于经常出国办展览，逐渐又对博物馆学发生了兴趣。在考察了苏联的博物馆后，他写了《苏联博物馆工作介绍》调查报告，介绍了苏联的20多家博物馆，在《文物参考资料》上连载四期，影响很大。 　　195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徐彬儒专门请杨伯达先生就博物馆工作作了一次报告。那时我国的博物馆建设主要承袭德国派和英美派，因此让他介绍苏联的博物馆状况。之后，杨先生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博物馆进行过考察，对博物馆学有了一定的研究。 　　 　　受命于用人之际 　　 　　建国初期，人才匮乏，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希望杨先生能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起初，他觉得故宫的藏品都是古代艺术品，跟自己所学的美术专业有关，就答应了。1956年4月他从中央美院转办了手续到故宫工作。杨先生当时的行政级别是处级，就从中央美院平级调动到故宫陈列部做副主任。当时的陈列部主任是唐兰先生(唐兰是著名学者，第一任主任是王世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冯先铭。在陈列部工作的人员中，有许多文物界的专家学者，如陈万里、罗福颐，徐邦达等几位先生。杨先生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以前搞展览会的经验不能应付工作，面临改行重新学习，是年他29岁，觉得压力很大。吴仲超院长鼓励他说：“辛苦你了！”意思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