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泉集萃（二十五）.docVIP

珍泉集萃（二十五） 　　汉半两权钱 　　 　　汉初承袭秦制，仍旧行用半两钱。高祖时借故“秦钱重难用”而行荚钱，且允许民间私铸，引起货币贬值，“至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吕后二年(前186年)，开始整顿币制，改铸重八铢标准的半两钱；后由于减重严重，从六年(前182年)起又行用五分钱，其重量只有2.4铢，为半两的1／5，实际上也就是变相恢复了荚钱的使用。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实施“与民休息”的怀柔政策，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使社会经济状况逐渐得以好转。文帝崇尚“黄老之道”，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只要不掺杂，不减重，则允民铸钱。《汉书?食货志》载：“孝文五年(前1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由于文帝“除盗铸钱令”，郡国豪强和富商大贾认为铸钱有利可图，纷纷鼓铸，吴王刘濞、大夫邓通即山铸钱，富埒王侯。是时，私铸盛行，根本无视法定货币的重量标准，掺杂、减重现象越来越严重；其结果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给货币的流通使用造成不便和纠纷。为此，贾谊在《谏铸钱疏》中提出了立法钱的重要性，“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所谓法钱，是指必须符合国家法定标准规定的流通钱币，也就是说只要半两钱的钱名相符，重量够四铢，形制规范，成色较好，即为法钱；而掺杂减重、制作简陋、轻薄劣小的则为“奸钱”“恶钱”。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载：“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由于当时官、私铸钱轻重不一，混杂使用，法钱的出现，是当时货币政策的一种体现。按：四铢半两法钱每百枚重一斤十六铢，约合今制268克左右，每枚重量大约为2.68克。为保证四铢半两的重量，在流通使用过程中，不仅要清点枚数，可能还需要用权钱来衡定重量。是品超大型厚重之大半两，制造颇为规整，其早年出土于陕西凤翔一带，有瘗钱与权钱说，一般倾向于权钱。其直径为48.6毫米，重量达57.8克，相当于法定四铢半两钱20枚之重量，极有可能是当时作为权衡四铢半两重量之用的权钱，当可列为西汉时期古泉珍品之一。与此同坑出土的还有另外一枚，其形制、钱文、大小、厚薄、重量等相若。这两枚大半两曾一度流失海外，后同时归于金泉馆藏。中国嘉德2005年春季拍卖会钱币专场中，编号为5021的“西汉半两大型权钱”即为原金泉馆藏两枚之一，拍卖图录中的背景链接资料，曾节选笔者早年所写文章内容予以介绍。其拍卖底价为人民币12万元，后因故流拍，还归于原藏。 　　 　　咸丰通宝?大清壹百 　　 　　清文宗奕泞成丰年间所铸。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都后，开始大举北伐和西征，清廷内外交困。成丰皇帝苦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地丁、漕粮、盐课、关税等主要财政来源早已不足以供军需所用。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丰帝命多方设法，开捐输、清家底、挪闲款，迫令各省交钱，甚至将内府所藏大钟都用来熔铜铸钱，仍不能解燃眉之急。是时，朝廷所用军费银已近三千万两，而此时户部库存的正项待支银不过二十余万两，连京官的俸饷尚且不够给付。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应付日趋浩繁的军费开支，只好于铸发大钱的同时，开始大量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纸币，以此代银、钱流通使用；同时又陆续开铸大钱来弥补亏空，以图解决财政危机。 　　鲍康《大钱图录》说：“成丰三年，军务日滋，滇铜不能继，寿阳相国权户部议，请铸当十大钱，兼增铁冶以供度支。旋推及当五十、当百钱。巡防王大臣续请铸当五百，当千两种。”是时所铸行的成丰大钱，其种类冗多，版别繁杂，创有清一代铸钱之最。其名称上有“通宝、重宝、元宝”之分，币材上则有铜、铁、铅质之别。咸丰大钱从三年五月首铸当十钱起，到八月又铸当五十，十一月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短短几个月时间，大钱的折当是一路飙升。由于咸丰大钱的折当过高，造成“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官私竞相鼓铸，使大钱的信誉扫地，以致物价腾贵，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咸丰三年六月，在户、工两部京局首铸大钱之时，闽浙总督王懿德奏报：“事关创始，自应奏明请旨，再行筹办，但闽省值军务紧急，经费不资，民用支绌之际，不得不……先行办理。……俯准闽省宝福局添设两炉，试铸大钱。”福建因素称贫瘠之区，财政十分困难，当时正值军务紧急，度支不敷，在向朝廷上奏折请铸大钱的同时，自行开铸非部颁标准的折当大钱。在各省局所铸的成丰大钱中，以宝福局铸钱最富有地方特色，按照成丰钱通常惯例，平钱叫法为“通宝”，当十至当五十称之为“重宝”，当百至当千大钱则名为“元宝”；而宝福局铸钱对此名称则无明确界定。 　　从咸丰年间宝福局所铸钱币上看，纪值等级有小平、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几种；材质上有铜、铁两种，铜钱又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