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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电影艺术之“第二台词”略解 　　［摘 要］ 电影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前期，是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第二台词”亦获得相当发展，关于民族精神的宣扬和表现人民大众受苦难、被剥削的现实，便成了当时特有“语境”。作为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贺绿汀先生，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和澎湃激昂的爱国热情并紧扣时代主题，创作了一大批闪烁着强烈爱国主义光芒和昭示千万中华儿女时代精神风貌的电影歌曲，促进了中国电影音乐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 电影；“第二台词”；贺绿汀；歌曲 　　 　　中国电影自20世纪初发端以来，经过一代代电影艺术创作者们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能反映中国文化风格的“名片”，30年代初至抗战前期是其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高潮，该时期的电影艺术创作者们力求从全新角度探索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力求用更多诸如“第二台词”的手段把中国当时特定历史时期关于民族精神的宣扬和人民大众苦难、被剥削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时代精神”便成了当时中国电影艺术的特有“语境”。而配乐音乐作为电影艺术“第二台词”的代表，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这一特殊“语境”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贺绿汀先生，以其清醒的民族意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澎湃激昂的爱国热情感受到了这种“语境”下“第二台词”的强大艺术感召力，并紧扣时代主题，创作了一大批以电影艺术为媒介，闪烁着强烈爱国主义光芒和昭示千万中华儿女时代精神的电影歌曲，它们与电影艺术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了以电影歌曲为主的电影音乐艺术的发展、推进了歌曲创作，还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斗志，是强烈时代精神和完美艺术形式高度结合的艺术典范。 　　本文以贺绿汀先生30年代初至抗战前期的电影歌曲创作为例，探究其在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下的“第二台词”创作特色。 　　一、永恒的时代主题 　　在1934~1937年间，贺绿汀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积极从事进步电影的配乐工作，与当时的左翼电影导演密切合作，先后为《乡愁》《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古塔奇案》《都市风光》《船家女》《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春到人间》《荒村夜笛》《夜曲》等20 余部电影创作了歌曲。其中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四季歌》《天涯歌女》《西湖春晓》《春天里》《秋水伊人》《神女》《新中国》《为祖国战争》等。 　　这些电影歌曲紧密结合上世纪30年代风云变迁的时代、用音符记录了广大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如写于1934年的《西湖春晓》描写了旧中国杭州西湖一位摇船女受黑暗势力凌辱的悲剧故事；1934年创作的《乡愁曲》通过女主人公杨瑛家破人亡、流落他乡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流亡他乡的苦难生活；1937年创作的《春天里》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描写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3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和挣扎，提出正视现实，冲破个人象牙之塔，离开?厢宓氖?字街头，走向革命的时代要求。 　　（一）民族精神的宣扬 　　该时期的“大部分电影歌曲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努力用洪亮的歌声震撼被压迫的民族、慰藉负伤的勇士、团结一切苦难的人们，爱国、救亡、抗日、反帝、反封建等成为当时电影歌曲的主题。”［1］而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中华民族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所折射出的底蕴和更深一层的内涵则是纯真的爱国主义精神。 　　贺绿汀主张音乐作品必须反映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2］“音乐要有民族风格。”“民族色彩愈浓厚的音乐，愈有生气，愈为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民族所欢迎。”“世界上自从有了民族，就存在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交流不但不会消灭民族音乐，反而会促进民族音乐的发展。”［3］贺绿汀该时期的许多电影歌曲都体现了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全国人民在挽救民族危亡斗争中的激情呐喊，是对祖国前途的命运的深切忧虑。如《游击队歌》以小军鼓的节奏型贯穿全曲，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反映了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抗日战士对胜利的信心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气质。勾勒出了八路军战士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形象。如《胜利进行曲》的创作，全曲气势磅礴，勇往直前，反映了第一次湘北会战时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动人情景。 　　（二）大众化的创作路线 　　贺绿汀该时期的电影歌曲，将创作的视野投入都市与乡村的底层，关注当时社会小人物和普通民众，主要反映受压迫农民、渔夫、船家女、歌女、工人、城市贫民、乞丐、流浪汉、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创作基调为深沉、悲怨，饱含对旧制度愤感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