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订制》-票房与口碑的断裂.docVIP

《私人订制》:票房与口碑的断裂 　　说冯小刚是一个“票房导演”，也许不无准确。以整体论的角度观察，冯小刚的贺岁影片一直以幽默的平民叙事为特色，这也是他的喜剧电影常常不出奇却也能制胜的重要原因。冯小刚自己就经常强调：“我是一个平民导演。”就其贺岁片而言，平民不仅是对冯导审美情趣的定位，更是对他的影片特质的定性。冯小刚贺岁电影不论价值取向还是审美诉求，都呈现为一种平民视角。他的贺岁片，以普通市民易于接受的常规叙事为主打，以对市民生活的原生态叙述为形式，敏锐地把握现代人的情感走向和心理纹路，将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尴尬、无奈、纠结、愤懑等负面情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叙事时空中适度宣泄和拆解，以造梦方式使他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向往和诉求在观影过程中得以满足。冯氏电影总是能紧紧抓住中国观众的视觉神经，寻找到他们的审美兴奋点。这个兴奋点与知识精英们所期待的人文高度无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关系也不大，而与老百姓的世俗情趣有关，与不太讲究境界的噱头搞笑有关，最紧要的是与票房的关系最铁――这也许是冯小刚最挂心的事情了。为了恶补他此前拍摄《一九四二》所经历的滑铁卢票房噩梦，冯导这回又杀了一个回马枪。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与此前他的贺岁片能将票房和口碑一锅端的“爽”相反，这一次，原本还算和谐的两者之间，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一、“注意力经济”促成票房神话 　　尽管民间街谈巷议怨声载道，媒体也几乎一边倒地斗“私”，但《私人订制》上映一周内地票房即破4.3亿、刷新华语2D电影最快“破4”纪录的电影神话，着实让冯小刚在暗地里偷着乐了起来。而挖掘人性的事儿，冯小刚一向不太在乎。应该说，《私人订制》的成功，既不是电影思想性的成功，也不是电影艺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笔者以为是“冯小刚+王朔+葛优”模式的“注意力经济”的成功。 　　不知冯小刚是否读过有关注意力经济的书籍，但即使答案是否定的，也并不等于说他不懂注意力经济这档子事儿。他的电影价值观肯定受制于他的电影营销经济学。冯小刚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打拼，已经找到了通往票房的终南捷径，即打贺岁片的品牌。他当然明白，在当今信息过剩的社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往往会形成一种商业价值，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在电影制造与传播的机制上，他知道注意力往往又能置换成为电影票房。在这一意义上，注意力就是把主要精力投注在特定的资讯项目即电影贺岁片创作上。进一步说，电影业的注意力经济是指最大限度地吸引电影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培养潜在的电影消费群体，以期获得最大化的电影商业利益。在这种电影经济运营状态中，最重要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电影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本身，而是电影观众的注意力。没错，只有观众对电影产品注意了，才有可能成为它们的忠实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购买几十、上百元一张价格不菲的电影票；而要吸引电影观众的注意力，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视觉上的争夺。 　　正如婚姻爱情需要经营一样，电影的注意力也需要精心培育和小心伺候，否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观众迟早会用脚投票撒丫子走人。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一般而论，都很注意平民性、娱乐性、可看性和话题性，不少电影甚至拍得很接近于原型人物，比如曾经发生“对号入座”风波的电影《手机》，就曾发生激烈的论争和热闹的媒体炒作。如此这般的折腾，更使得他的贺岁电影身价猛涨，从而为其注意力经济于无形中增加了新筹码。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机缘。以冯小刚而论，他以贺岁片命名的影片在国产影片大都一片低迷的情况下，一枝独秀，既叫好又叫座，以至成为一个品牌，这固然与他的贺岁电影本身的人民性、草根性、娱乐性是分不开的。但是，不必讳言，他的成功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电影工业的内在机制发生了变化和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也是密不可分的，更是与他苦心经营的贺岁片所蕴含的喜剧色彩、幽默风格、亲民情结息息相关。其实，就冯氏电影而言，叫好不叫好还在其次，他最看重的还是叫座。因为，后者乃是高票房的保证。贺岁电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逗人一乐而爽快买单的搂钱工具而已，与影片的内涵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冯氏贺岁片，说到底就是让人哈哈一笑，至于能否从中挖掘出什么人性内涵来，冯导是不会在乎的。观众置身院线看电影，觉得哪个人、哪个细节、哪句台词有趣，然后忍不住大快朵颐一番，足矣。如果说有谁一定要让它承载什么社会意义、人性深度之类的东西，那在冯小刚们看来，此人一定是脑子进水了，娱乐性和思想性，在冯导乃至更多电影人眼中，彼此本来就是同床异梦，牛头不对马嘴的。借用一篇小说的题目，“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这些年来，冯小刚一直在按照自己“私人订制”的电影创作路线，轻车熟路地稳健前行进且一路凯歌。而《一九四二》则是冯小刚企图“陌生化”和“严肃一回”的尝试。从商业角度讲，这一尝试显然让他很不满意。所以，他需要找补回来他的经济损失。不消说，《私人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