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体验”的疏离-论左翼文学的历史局限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docVIP

“理论”与“体验”的疏离:论左翼文学的历史局限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左翼文学运动是党领导文艺的一次有益尝试，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关于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与反思，学界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且出现不少优秀的成果。然而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局限在宏观理论层面的研究，强调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作用，而对创造主体的生命体验关注得不够。由于文学创作归根到底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而非某种文艺理论、观念的移植，因此单纯的从理论视角来研究、反思左翼文学运动势必难以对之做出全面地把握。本文试图打破国内学术界单从”理论―创作”视角研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模式，将左翼文学置于“理论”“体验”“创作”三维互动中进行考察，以期对左翼文学及其历史局限予以新的阐发。 　　一 　　从历史表象来看，左翼文学似乎是在革命先驱的理论呼吁下“制造”出来的。然而，外来的革命文学理论虽然能够给中国革命作家某种启示，但是作为文学形态的左翼文学并是不单靠理论的介译、影响、推衍，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的产生必须根植于作家们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实感当中，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学史之流中生根、发芽。 　　历史事实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新梦》，出版于1925年，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之前。这部诗集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新时代。正如田本相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新梦》“犹如一束革命火把，为整个诗坛带来耀眼的光芒。五卅运动前夕，文艺界弥漫着仿徨苦闷的气氛，新诗于《女神》之后逐渐减却了昂扬的战斗声音。《新梦》一出，则像翱翔的海燕，预示着革命风雨的来临。它那高昂的革命音调于沉寂中突出，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生气，可以说，在那时还没有一个诗人象蒋光慈一样，把自己的诗贡献给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正是通过诗人爆发出自己的呐喊，找到自己的诗的武器。因之，《新梦》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上有着开路的功绩。” 　　《新梦》创作于1924年以前，当时蒋光慈还在苏联留学，这部诗集不过是他自己苏联期间见闻感受的记录与表达。苏联给了蒋光慈一个全新的社会体验与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迥异于任何时代、任何空间强加给人的图表性的概念。正是这种全新的“红色”体验使得蒋光慈的《新梦》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无产阶级文学”的风格。蒋光慈现象表明，创作主体的“红色”体验在左翼文学的发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由生存体验的新变所引发的文学的革新在历史上是极为普遍的，如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等。过去，我们的研究者常常只重视研究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很少去关注作者的留苏、留日体验在左翼文学形成中的作用，将左翼文学的产生过程简化为单纯的理论交流过程，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文学的嬗变必须从作家生存的实感开始的事实。 　　创造主体的生命体验不光影响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也影响到了左翼作家的具体创作。对于个体作家来说，一种新的文艺的创造不仅需要理论的滋养，更需要真切的人生体验的支撑，失去了体验的支持，新的文学形态只能停留口号上。正因为如此，左翼文坛上不少优秀的革命文学理论家，如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郑伯奇、林伯修等，始终都创作不出像样的作品出来。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郑伯奇等人虽然在日本接触到“最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流派，但是由于缺乏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一旦涉及到创作，他们便感觉到空虚与苍白，除了公式化的想象外，“竟然毫无办法”。从五四走来的作家郭沫若、成仿吾虽然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这些体验却被他们所宣扬的理论认为“过时”的题材，束之高阁，因此也出现了“体验”的真空。缺乏真切的生命体验是左翼文学创作低下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个现象，郁达夫深有认识。他说：“现在中国，虽然有几个人在那里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竟有一二人模仿烧直，想勉强制作些似是而非的无产阶级的作品出来，然而结果毕竟是心劳手拙，一事无成，是不忠于己的行为。”为了忠于自己的体验，郁达夫不惜做出了退出“左联”的决定。上述史实表明，文学创作并不是光凭理论的引导就可以进行的，一定要与创作主体的生存体验相联系，谁疏离自己的生存实感，谁就会陷入创造力的枯竭之境。 　　二 　　体验不仅影响到了左翼文学的创作，也影响到了左翼文学的理论建构。对于革命个体而言，革命体验常常比革命理论的影响更为根本而深刻。人们都倾向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去选择理论、理解理论。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先后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派别，如在苏联就有“无产阶级文化派”“托洛斯基主义”“十月派”以及后来的“拉普”派等，在日本有“福本主义”“藏原惟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