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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升昌票号兴衰看清代金融业发展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世界的东方――被人类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中国，出现了一种令世人瞩目的山西票号业。“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道光三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一家“西裕成”颜料庄，这个颜料庄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嘉庆年间，白莲教武装起义和天理教武装起义的爆发，再加上灾荒不断，农业连年歉收，社会极不安定，所以经常有官饷和民间镖银被抢的事情发生。当时山西在外面经商的人很多，年底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挣的钱通过镖运的方式运回山西。由于社会不稳定，商人们越来越觉得异地运现成了一件挠头之事。所以那时候，李家开始利用自家在外面设的分号兼营汇兑。也就是说，这个想法的最初出现并不是想从中谋利，只是为了解决熟人之间异地运现的问题而想出的一个权宜之计。随着要求帮忙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从中收取少量费用，以至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项业务优越性的时候，认为即便花点钱，这个费用也比雇佣镖局要便宜很多，后来，很多的同乡好友托人找关系要到他这来做异地汇兑。这项业务延续到1823年左右，兼营汇兑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他们家原来专营颜料的利润。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资本大约30万两白银，把他的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为日升昌。 　　票?之所以称为票号，就是因为用票据结算结束了传统的现金结算。不管是他之前兼营汇兑，还是后来改成了这种专门的汇兑机构，唯一的一个取款凭证，就是一张纸。之前兼营汇兑的话是一封信，后来是专门的一张汇票纸。后来这张汇票纸在市面上流通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广的时候，票号要保证给予客户的这张汇票纸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在这张汇票纸上使用各种防伪措施，最开始使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笔迹防伪，专人去书写汇票纸，字如其人，每个人的笔迹都不好模仿，像我们说，日升昌是一个总号，他的分号有43处，一个系统下来就有44名专门的这种开票员，而且每个开票员的笔迹不管是总号还是分号都有专门的备份，一旦一个地方的开票员换了的话，都要立即写信通知对方。后来，他们又利用印章去做防伪，不同的汇票纸加盖不同的印章，不同的地方加盖不同的章，总号和分号能够核对上，才算是安全的。到后来就有了放到现在来说都比较先进的水印，汇票纸的四个角上都印有“日升昌记”四个字，放到强光下才能看见，和现在人民币上的水印一样。现在去银行取钱的话需要输数字密码，而那时候的密码是由汉字组成的。第一个部分十二个字，代表的是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第二个部分30个字，代表的是一个月的三十天；第三个部分10个字，代表的10个阿拉伯数字；最后一个部分四个字，代表了当时一个计量货币单位。四个部分里面五个字一组合，就形成了一套新的密码。日升昌1823年成立，到1932年改营钱庄，100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不可能就使用这一套，所以这套汉字密码是不定期去更换的，有记载说这样的密码换了有将近300多套，这个只是留下来的其中一套。有了这些防伪措施，日升昌一百多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假票冒领的现象。所以100多年下来创的利润也比较高，纯利润挣了1500万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将近100个亿。其收入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汇水，就是手续费，一般是按1%去收取的，但是有资料记载，有一年的年汇兑额达到了3800万两白银，这样算下来这一年仅汇兑手续就有38万，所以手续费在整个比例中占的比例高达60%；还有就是存贷款之间会有一个利息差额，这个收入占到的比例不大，20%；银行里面还会有一个得空期的收入，比例也是20%；当时在票号里还有一种比较小的收入叫平色余利，分平余和色余两种。当时候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那种小碎银子，只要来票号办业务，首先需要称重量，当时候称量工具天平，不可能像现在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剩下的零点几就抹掉了，等到业务量非常庞大的时候，这个数额才会慢慢地显现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色余，各地流通的银子其含银量不可能完全一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商人们就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对比，把每个地方的银子都取了一个名字，让小伙计熟记的，其实这个色余的换算放到现在的银行来讲就是汇率差。 　　票号最主要经营的业务就是异地间的银两汇兑，所以肯定会在各地设有分号，分号设好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由总号去统一调拨的，作为分号来讲，是没有资格在当地吸收学员、招收员工的，所以总号和分号之间会有人事上的调动，分号这段时间那边的银根松紧，利率是多少，汇率的高低，这些对于票号来说比较重要的信息在当时只能通过信件的方式去和总号沟通，所以票号对于信件的管理制度比较严格。信件必须要有编号，要抄录在案，留有底簿，发件日期是固定不变的。另外写信的时候必须使用专业的行业术语，行话，暗语，避免丢失了外人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