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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红公英译《对雪》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摘 要】王红公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创造性叛逆，被无数的译语读者欣赏和研读。本文通过对王红公的译诗Snow Storm和杜甫的《对雪》进行对比，探讨王红公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实现并建构出具有生命力的译文的。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对雪》；译者 　　一、引言 　　王红公，美国二十世纪著名诗人、翻译家、批评家，是美国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垮掉派教父”。他一生推崇并追随东方文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王红公。他共出版了四部中诗英译集，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赵毅衡评价王红公是“为数不多的将中国诗风的抒情气质学到手的诗人。”[1]王红公英译杜甫诗《对雪》选自他的第一部中诗英译经典代表作《中国诗百首》。WS?威廉姆斯曾盛赞此书道：“《中国诗百首》是在我有幸读到的所有用地道美语书写的书中最为卓越、充满灵性的诗集之一。他纯熟的语言赋予悦耳美妙的译文足够的自由，挑衅者当代人的耳朵。”[2]正如威廉姆斯提到的一样，王红公的译文并不拘泥与原文，而是相当自由。译文用词的准确性或者说“信”并不是所王红公追求的目标，他在论文《译家诗人》中阐述到：译文应该“忠于原作的精神，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英文诗”。[3] 本文拟从译介学的角度，通过对杜甫的《对雪》和王红公英译Snow Storm的比较，从译文用词句式的增删和改写、误译、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对译文的操纵等方面来探讨王红公的创造性叛逆。 　　二、创造性叛逆与王红公的翻译原则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了译作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4]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隐含着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必然性，因为翻译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语境的互换和交流，所以它受到原文、作者、意识形态、时代特征、原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者、译语读者等各种因素的相互牵制、相互联系的影响，因此必然会出现对原文创造性的改变的情况，译者并不能对原作进行百分之百的复制。翻译是人的行为，那么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实践者，对文本进行操纵和改写也体现了翻译相关因素的平衡和妥协。译者的个人色彩对于译文的创造性叛逆有着巨大的影响，如王红公作为一位兼做翻译的文学家，他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将自己的诗学意识，他独特的艺术原则、翻译原则映射到译作中，使译作烙印上自己的风格。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的最根本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5]原语和译语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忠实于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叛逆。对原语的叛逆为原作加入了新鲜活力，增添译作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原作在译语文化中的传播，使更多译语读者体验到不同语言文化的魅力。王红公从未正式学过中文，他的译诗大都是转译，就是“借助一种外语去翻译另一外语国的文学作品”。[6]他还通过大量的查阅字典和自学研究去理解原诗的意义。因此，他的译作几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创造性叛逆的成果，他钻研中国古典诗词，逐步掌握了中诗的表现手法，大量的使用意象，突出刻画具体图景，诉诸感官的意象，营造出一种“诗境”。他认为诗歌翻译不必拘泥于原文，而应该保有足够的自由度，译者应该追求译语达到与原语相同的精神实质。他的译诗不执着于字词句式的对应，有时甚至会对原诗进行较大的改动，从而达到他认为理想的“诗境”和与原作相似的精神境界。王红公主张诗人翻译家可以将原作作为自己写作的素材，在把握准确的精神实质后，运用想象力进行创造性叛逆。此外，王红公还很看重译者对时代需求的理解，“一部伟大的翻译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主要是因为它们属于各自的时代。”[7]王红公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中较为晦涩、复杂、寓意丰富、内容深奥的部分进行了叛逆，以便与二十世纪美国的译语读者接受。王红公的译作践行了自己的诗学追求，并在时间的检验中，显露它富于预见性的眼光和无限的勃勃生机。今天，这些创造性的诗歌翻译已经成为中诗英译的经典作品，被无数的译语读者欣赏和研读，这也正好体现了创造性叛逆译文的生命力和可行性。 　　三、王红公英译《对雪》中的创造性叛逆 　　1、形式和格律的变化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Tumult， weeping， many new ghosts.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Heartbroken， aging， alone， I sing 　　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To myself. Ragged mist set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