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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的典型研究:以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为例 　　摘要：浙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信用治理实践为检视当代中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行业治理和地方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在行业治理中取得成功却在地方信用治理上陷入困境。从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中治理绩效的反差为参照来探讨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实现机制与制约瓶颈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协同治理；温州；社会基础；行政嵌入机制；精英治理机制 　　浙江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上领跑全国而闻名。在协同治理成为近年来流行的政策和学术话语之际，温州就早已将之付诸实践，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便是最典型的案例。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围绕“质量温州”和“品牌温州”建设而展开的行业治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围绕“信用温州”建设而展开的地方信用治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温州地区因大规模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饱受诟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温州拉开了行业治理的序幕。在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多元力量协同下，温州不仅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大幅度提升了产品质量，而且在品牌建设上亦取得了惊人的业绩：2008年温州入选“中国十大品牌之都”，2010年底温州拥有行政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30个，中国名牌产品38个，成为国内拥有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最多的城市之一。继行业治理之后，温州政府在21世纪初又启动了“信用温州”建设，但“信用温州”建设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2011年9月中下旬，温州老板的“跑路潮”引爆了民间借贷危机，温州由此陷入了20世纪80年代行业信用危机以来最大的地方信用危机。在温州社会信用治理进程中，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为什么能在第一阶段的行业治理中取得明显成效却在第二阶段的地方信用治理中遭遇“滑铁卢”？本文将结合笔者在温州的实地调研对此加以研究。 　　一、温州社会信用治理的背景与举措 　　因人口众多且人均耕地少，温州人一直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温州人只能通过从事工商业来弥补农业之不足。工商业活动在温州具有久远的历史，即便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严格禁止也未能阻挡温州人的工商业活动。而改革正式启动后，温州人凭借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工商业活动上的天然禀?x，率先从事投资少、回报快、技术门槛低的以生活物资为主的小商品生产，迅速占领了市场并取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作为市场启动最早的地区，其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最先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假冒他人品牌、产品质量低劣、虚假宣传等，温州也由此遭受了市场的惩罚。如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广场，5000余双来自温州鹿城等地生产的劣质皮鞋被集中焚烧，随后全国许多地方对温州皮鞋和“温州货”加以抵制。而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七个部委对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生产的劣质电器的单独发文和公开点名，更让温州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在市场排斥和政治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温州开始了以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为核心的行业治理。温州行业治理的主要举措，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政府各个部门牵头加大打假治劣力度，并在要道设立关卡以检查阻止不合格产品的出境，同时帮助企业引进先进的检测技术和设备来提升产品质量。二是大胆授权于民间商会等行业组织，以行业组织为主导，尽可能吸纳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共同参与行业治理。从1990到1994年，温州基本制止了区域内大规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活动。1994年，温州市政府又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这为温州行业治理的制度化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进入21世纪，温州基本完成质量立市的目标，为继续保持温州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温州市委市政府在2001年底大胆提出建设“信用温州”的设想并着手进行规划。2002年8月8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作出决议，确定每年的8月8日为温州诚信日。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温州政府在树立现代信用观念、建立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为推进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温州市政府在2004年第15次常务会议上通过《温州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启动了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建设，并在同年建立“创建信用企业先进单位”评选制度，以激励企业信用建设。2005年市政府引进中诚信等国内知名征信第三方服务机构，对300余家企业和担保公司进行资信评级，希望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推进企业的信用建设。2006年，温州市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平台正式启用。2010年，市政府启动了行业协会信用建设试点工作，希望依托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来拓展“信用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