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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生态的修复与重建 　　汪 政 　　1961年8月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与晓华合作，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著有《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无边的文学》《解放阅读》《导读》等，主编、参编大、中学教材多种，发表论文和评论三百余万字，并获多种文学奖项。 　　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虽已提出，但还很难说已经是一个文学史概念，不过，它却很方便地成为学界讨论自2000年以来文学现状的一个视域，一个起码是暂时性的话语时间维度。这里面的学理、心理与思维惯性不太能说清楚，大概有这么几点：一是时间始终是文学史叙事的结构方式之一；二是对共时性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来说，总有远期叙说与近期叙说，不可能永远从当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开始每一次的文学话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200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大陆文学，确实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其丰富性与独特性确实与此前的文学具有明显的区别性特征，而这一切又与这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诸领域保持着同频共振，具备了文学史叙事的纵向深度和文化史与社会史互文性阐释的可迁移性。就我们的观察而言，新世纪文学是各种文学力量博弈、调整的时期，是新的文学力量诞生并成长的时期，是文学社会化程度与社会成员文学参与程度同步提高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学力量回归重组的时期。总之，它表现出许多的新质与可观的活力，从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谓文学边缘化之后呈现出文学生态修复与重建的新景观。 　　一 　　如果概括一点说，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学观念的区别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文学观念又都对文学制度、文学生产力、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包括在微观层面对文学的主题、体裁、题材、风格与创作手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时期不妨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直到“文革”结束。之所以说“不妨”是因为严格地说共和国文学其基因至少发育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已经初见雏型。上世纪五十年代不过是其自然的延伸，并且借助制度与组织因素将其上升到统制文学。这个时期特别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总是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文学、看待文学和管理文学，甚至将文学看成是政治的工具，这时期的文学是一种国家文学。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延续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前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文学格局，一是我们很长一段时候的文学思想都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它可以看作是战时文艺思维的延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前，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时间，在战争时期，一切都服从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意识形态要与这一中心任务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一切工作中，文学不过是对它们同质的拷贝，一切都要看“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如果对这一阶段的文学细加辨别，当然会发现许多差别，比如十七年与文革，它们的许多方面甚至是严重对立的。但换个角度看，它们在本质上又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文学观念下，文学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了，当然，文学部门与文学工作者的地位也被提高了，而读者的地位则相应地处在很低的位置，因为他们是被教育、被动员的。文学可以用国家行政的方式去进行管理，发展到后来，文学是宣传工作很重要的一块，可以像任何工作一样去安排，可以运动化、任务化、程式化，所谓主题先行、三结合、三突出等创作方法都是这种观念的极端化表现。在这种观念下，文学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判断并加以选择，可以倡导甚至规定某种文学创作风格，可以在文学主题上加以取舍，可以对题材进行高下的区别、甚至一部作品的优劣因为题材而在一开始就被决定，而人物的塑造也可以从政治的角度予以讨论，对作品的主要人物予以规定，而与此相左的一些人物塑造的观念与方法则会遭到批判。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对文学工具论的质疑与否定，一些新的文学观念被提了出来，如让文学回到文学，文学向内转等等。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大量引进以后，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重新解释，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但文学不再是政治的工具。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得到了续接，文?W的题材、主题、风格、创作方法都得到了解放。文学的特殊性、相对独立性得到了强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崛起加速了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外部世界，而在于其自身，在于所谓的“文学性”。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的文学可称为个人的文学、精英的文学。文学或者是作家自我表现的产物，或者是作家探索文学性的场所，读者与作家是平等的，作家不再将读者看成是教育的对象，他不在乎读者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从自己的文本到读者眼中的作品，这是一个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