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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的岁月(创作谈) 　　一次面对案几上的地球仪，不经易伸手触动了一下，地球仪旋即便转动了一圈。我想地球或许就是这样子转动的，转过去一圈，我的生命中便有一天倏忽消失，不知去了哪里。 　　后来我看见一只蚂蚁在地球仪上爬来爬去，时而是在亚洲这个范围，但很快就越过太平洋，去了美洲。接着又去了欧洲、印度洋，五大洲四大洋不大工夫就被它的足迹踏遍。蚂蚁没有意识，没有人的头脑，它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球仪上爬行，以为脚下不过是块平常土疙瘩。但是蚂蚁如果有意识，有人的头脑，或许就是另一回事。或许它会说，人类都夸地球大得没有边，大个卵！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那一汪太平洋，不够我一秒钟爬的。 　　当然我这是寓言的构想。 　　我看着蚂蚁在地球仪上的爬行很有趣，心想自己如果是位巨人，身子膨大再膨大，顶天立地，看地球如看地球仪，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实际还不如地球仪上一只蚂蚁，我们一天一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却丝毫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实际是对我们生命的消耗。 　　无数的岁月在地球悄然地旋转中逝去。 　　漫长的历史亦在地球悄然地旋转中逝去。 　　世事却在旋转中不断更替、更新。 　　早晨出去散步，看见有人在玩陀螺，我觉得很新鲜，就目不转睛看了一会。陀螺不停地旋转，我的目光亦随着陀螺不停地旋转。看着看着眼花了，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些幻像。我看见儿时的自己在玩陀螺，和我一起玩陀螺的还有多个伙伴。我们玩着玩着长大了，一个个远离了陀螺，由青年而中年，由中年而老年，过起了儿孙绕膝的恬淡日子。 　　儿孙们不再玩陀螺，那个村庄也不再玩陀螺，陀螺成了历史。 　　不玩陀螺不等于脑子里没有了陀螺的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儿时玩陀螺的伙伴，子承父业，开始给人看风水。这位老兄生逢其时，四乡八里，求他的人甚多，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让人人刮目相看。一次我们见了面，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世上事情，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玩陀螺样，转来转去，还是要转回来，当初谁能料到如今看风水比我父亲手上还吃香呢。后来他又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你再看看县城里，那些个嗦螺担子猪血米豆腐摊点百样小吃，还有扎棺罩看相算命诸多行业，不都是翻箱倒柜寻找了出来的？ 　　我的这位儿时伙伴或许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一些旧事物的再现，不过是历史一种简单地重复，是陀螺的原地旋转。 　　其实我们这一代，好多事情都是见所未见，不是玩陀螺那么单纯。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陀螺有人玩得转，有人玩不转，玩得转的玩陀螺，玩不转的被陀螺玩。历史是无论如何割不断的，知道这个道理的大有人在。 　　如今虽见不着多少人在场地玩陀螺，但在场外玩陀螺的必定不少。 　　因为这种游戏已深入人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惘和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和追求。 　　《爷爷的陀螺》是我的近作。1995年我在《湖南文学》、《天涯》、《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过一些中短篇之后，十余年内我没再写过小说。那些年我觉得自己和文学的缘分尽了，正如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所写：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的进入文学场是必然，我的离开文学场也是必然。进入是凭一腔激情，离开却是因为困倦。我和文学就像一场马拉松爱情，缠绵一段之后毫无结果，最后只有分手。我不是一个反应灵敏的人，因此我的写作总是带有盲目性，就像一只玻璃窗内的蜜蜂，前途光明，却找不到出路。盲目地写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表达与交流的目的，却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但是我离开了文学场之后，生活的乐趣不仅没有添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那么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回归文学呢，为什么不回到书桌前，回到电脑前，和文学一道，共度晚年这段寂寞时光呢？何况我手中还有一张旧船票，或许可以再度登上那艘“客船”呢。 　　这时候，我已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年龄，已感觉到了岁月旋转的速度。颇有意味的是，当我并不刻意去关注什么时，很多旧电影的碎片却时时回旋在你的眼前，譬如《爷爷的陀螺》中的爷爷就是我的一位远亲，他一次次微笑着向我走来。 　　回归文学我并没有多少资本，但我打定主意，不为文学而文学，随心所欲，以文学为消闲。按王国维的话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做到无拘无束。 　　30岁之前我是个农民，我会以一个农民的执着，在自己原先耕作过的那块土地上深耕细作。我相信锄头下面有黄金。我之深耕细作，并不祈盼有什么特大丰收，既然原来没有什么收获，今后也注定没有什么收获，对于我来说，秋收季节已经错过。我如今只是想用文字营造一片属于自己的丛林，每有闲暇，便来这片文字的丛林中漫步。我曾经无数次在别人营造的文字丛林中漫步，那真是一种享受。如果我有一片自己的文字丛林，我的生活或许会更为充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 　　我如今的写作还停留在开荒整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