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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中的舒芜 　　李洁非 　　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延安研究、小说批评、明史研究等。主要著作有《小说学引论》《城市像框》《解读延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和“李洁非明史书系”。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舒芜本名方管，桐城籍。由这两点，可略略想见其旧学渊源。对此，《后序》谈到，清代文苑以桐城派为宗，而舒芜曾祖方宗诚即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之再传弟子；“我们兄弟自幼承祖父之教，也以有这样的曾祖父为荣”，“也学会了天理人欲人心道心研几格物主敬存诚……的术语，知道有所谓濂洛关闽之传，朱陆异同之辨。”这仅为片羽之述。后读《观雪斋藏清以来名人书简序》：“我是桐城人，不懂桐城派，但桐城派诸老，对于我都是乡先辈，看他们的书简手迹有一种亲切。即如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马通伯先生是我的外祖父……”马通伯即马其昶，被誉桐城派殿军，民初曾任清史馆总纂，原来舒芜便是他外孙。明清两代，桐城文儒辈出、望重海内，光绪十二年马其昶曾手订《桐城耆旧传》十一卷，“述邑先正遗事”，彰其影响。这当中，不单有清代文宗桐城派，自明末起便已人才彬彬、称极盛矣，如东林巨魁左光斗，戏剧奇才阮大铖，“四公子”之一、百科全书式人物方以智。说到方以智，舒芜曾有短文《两部》，谈到其中一部年谱作者方鸿寿“乃方以智的嫡系裔孙”，而“鸿寿是我童年游侣中的大哥哥，回想他的结婚大礼即在潇洒园举行，礼式中须有半大的男孩子四名充任新郎的护驾，我有幸得为四名之一”，这么错综交织的文脉，一般地域和人家难以见之，舒芜则自幼生长其间。 　　初中以前，他读的几乎都是旧书；学问上朦胧的趣向，也在旧学。“于是我也曾想治经学，动手将《论语》按论仁论孝等项目分类重编，还打算按《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将《论语》《孟子》及五经全部打乱，分编于八目之下。”一进初中，这些便一概作罢了，因为初中的空间已是新知新学的天下。他所就读的初中叫“桐城中学”，本系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1903年创办，这时却也脱离了所谓“腐朽”气味，与别处一样，成为国民党党化教育与左翼新思潮交锋之场所。就此，舒芜谈到过一个细节：“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一去，他一言不发，悲痛沉重地指着报纸一条新闻要我看，我一看，新闻标题是：文豪鲁迅，在沪逝世。他这无言的一指，永远指教我敬爱鲁迅。”文中的“他”，系初三年级的国文教师吴步尹，“那时他北大毕业不久，好讲新文学，尤爱讲二周，所以我很爱接近他。” 　　之后舒芜沿新思想一路前行，结识路翎、进而结识胡风，卷在时代的激烈思想斗争中，直到1955年。1955年前后成为分水岭，在客观上有个原因。1953年，舒芜被从南宁调来北京，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第二编辑室也即古典文学编辑室。“古典”成了工作，旧学前缘重续，乃获契机。一方面，直到“文革”爆发前，故纸堆算是相对安静之地，多少可以持续地做些事情；一方面，被安排到这种岗位，刚好使幼学派上用场。无论从生活还是治学看，这次工作变动都可谓有益的重新定位。从这儿开始，一个过去不大为人察觉的作为古典文学专家的舒芜，慢慢站立起来。 　　起初主要以编辑身份，为一些旧籍做校点工作。如王夫之的《?斋诗话》、桐城派的《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等。这是很枯燥很冷板凳的事情，然而考验功力，对文字和学问要求都高，精审详订，剔其讹衍，以利读者。校点之余，惯例要附以后记，对原书内容以及作者等背景情况加以简要说明，为读者阅读稍启路径。这些校点后记，约可视为舒芜转往旧学研究之始。但一则受着体例之限，这些文章既短且浅，主要起导读作用，不宜写得很深很专；二来不得不以当时思想口径为准，要符合、反映权威观点，因而不光作者自己见地较难畅然抒发，受此掣肘，往往不得不写些套话。《?斋诗话》的《校点后记》，就是这样结尾的：“王夫之的文艺思想中也有落后的乃至反动的因素。例如反对民间文学，反对文人向民间文学学习，以及同封建统治者一样口吻地骂唯物主义思想家要贽为以佞舌惑天下，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批判的。”一望可知是对时兴话语的凑泊。但诸如此类的表示，乃彼时古典研究或批评所必有，一种格式罢了，不来上几句交不了差。不过，纵有如上限制，舒芜所写校点后记或前言，仍不乏学术亮点。比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都知是鲁迅的名文，但它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有何关系，一般缺乏注意，至于这种关系具体到什么地步，就更不了解。鲁迅自己谈到一些，“刘先生的书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而舒芜则明确指出二者关系实不止于“详略互见而已”；接着，引鲁文之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