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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国殃民的告缗令(下) 　　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政策，但“告缗令”的颁布表明汉武帝不是缺乏对儒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全面了解，就是根本置之不理。 　　二 　　比较一下“通缉令”和”告缗令”之异同，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通缉令”和“告缗令”都是国家发布的，代表国家意志，具有法律效应。但是，两者存在原则区别。重大在逃罪犯一旦被捕，“通缉令”就自动撤销，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告缗令”则异于是。“告缗令”结束之日，正是商业贸易流通彻底凋敝之时。事实上不待”告缗令”结束，从“告缗令”启始之日起，恐怖的气象笼罩四野，一片肃杀声中整个中产阶级、商人集团望风披靡，正常的商业活动已经不可能。“告缗令”窒息了汉帝国的正气，摧毁了汉初几十年渐渐恢复的经济活力；它的后遗症之一，是汉帝国的衰亡。100年后王莽篡权就是汉王朝走投无路的产物，时代危机呼唤改弦易辙。当时民间普遍出现的拥戴王莽的呼声，折射出来的正是对黯淡现实的普遍不满与绝望。 　　第二，“通缉令”以重金悬赏为诱饵，这种洞悉人心的策略从古至今都是有效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重赏是有条件的，以能否提供准确的情报，能否为破案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准。因此，能够得到重奖者只在一人与数人之间，倘若罪犯自投罗网，悬赏从结果看只是一句空话。与“通缉令”只是针对一两个罪犯不同，“告缗令”针对的是整个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一瞬间成为国家打击的目标，全体商人的私人财产一瞬间成为瓜分的对象，恐惧与肆虐交织在一起的混乱局面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除了受害商人集团的绝望之外，任何人都看到了希望。暴力与诱惑的联姻，实现了全社会层面上的财富重新分割。一个检举者获得被检举者一半的财产，汉武帝却获得所有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汉武帝成为最大的赢家。更可怕的是：“告缗令”为人们突破道德底线提供了通道，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导致告密成风，让原本不光彩的偷偷摸摸的行为公开化、合法化，为一切不逞之徒的假公济私、见利忘义、乘火打劫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致使一向本分、怯弱的人此时此刻都可能跃跃欲试，共同为去道德化推波助澜。于是，人心大坏、民风败恶，千百年历史过程演化出来的道德意识毁于一旦。 　　第三，“通缉令”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交通要道的封锁，更为严格的身份检查可能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可能让人们产生程度不同的紧张感，但这种影响只是局部的、随机的，严格说它的负面效应的辐射范围相当有限，人们照例可以自行其是。而“告缗令”导致的是社会震荡，和因社会震荡导致的社会分裂。汉武帝极不公正地把穷兵黩武的恶果转嫁在商人头上，挑起本来相安无事的人们彼此结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仇，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结仇。破产的商人集团同时面对两个敌人：一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一是告密者、揭发者、检举者。仇恨布满在社会有机体上，盘根错节，一个好端端的民间社会就因“告?令”而四分五裂，罪魁祸首是汉武帝。没收商人财产以充盈国库，其代价是整个工商业的全面萎缩，是国计民生的全盘溃崩，利与害的倒置满足了汉武帝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却证明了他的目光短浅。汉武帝的盲点与他的气质、智力和视野有关，但至高无上的权力表面上可以掩盖这一切。汉武帝高高在上，他未必愿意倒行逆施。但一个恼羞成怒的独裁者他纵然知道自己在倒行逆施依然要倒行逆施，他不受约束的权力使他的倒行逆施成为可能。 　　三 　　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政策，但“告缗令”的颁布表明汉武帝不是缺乏对儒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全面了解，就是根本置之不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温和的汉宣帝口气尚且如此，何况他不可一世的曾祖父汉武帝。孟子明确提出，设立关卡向商人征收关税是非法的暴力行为，商人在社会分工中具有独立的价值，商品流通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而不是儒家的主张。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悝都是重农抑商的积极鼓吹者。韩非在他的代表作《五蠹》篇中，把工商业者看作是危害国家的五种蠹虫之一。汉武帝打击迫害商人，与儒家的思想扯不到一起，却可以从法家找到理论根据。法家耕战为本的策略在战国群雄争霸的特定历史时期是有效的，但在和平时期也许就不适用了。韩非强调打击工商业者，有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看问题的视角，他的冷酷与无情不乏敏锐与深刻，但时过境迁，机械地把商人视为异己力量，是盲目的教条主义。汉武帝是一代枭雄，气质刚愎而强悍，他不必对儒家思想阳奉阴违，阳奉阴违的最大可能是底气不足，是力量不强，是弱者的策略。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在?h武帝眼中只是统治的工具，他更可能采取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立场看待历史上承传下来的各种治国经验，他甚至可以不要任何理论。汉武帝滥用权力没有底线意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