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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界限研究 　　【摘 要】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将“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仍然列为“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何为“非法方法”以及“威胁、引诱、欺骗”的界限却没有明确规定。在对英国刑事司法中“威胁、引诱、欺骗”讯问方法有关的判例进行考察之基础上，试对我国界定“威胁、引诱、欺骗”的“非法方法”提出借鉴。 　　【关键词】英国；讯问；非法方法；界限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中维持了将“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列为“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原有规定。对于“威胁、引诱、欺骗”是否应当被列为“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原因是：一，具体何为“威胁、引诱、欺骗”在立法中并不明确；二，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前提下的“威胁、引诱、欺骗”是讯问活动中难以避免的。这表明对“威胁、引诱、欺骗”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界定是十分有必要的。英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其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界定上，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回答了“威胁、引诱、欺骗”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会导致供述不可采的问题。 　　一、“威胁” 　　英国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了四种非法获得的证据的排除：第一，通过压迫手段而获得的陈述；第二，第76条规定的不可靠的陈述；第三，第78条规定的给予公正的需要而排除证据；第四，保留以前就存在的普通法上的权力，即当证据的偏见效果更超过证明价值的时候排除证据。 　　其中76规定了两类非法讯问所获取口供的排除：一是通过压迫手段；二是由于语言或者行为而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76对于压迫的定义包括：“刑讯、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76使用的语言是“由于语言或者行为而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而没有使用“威胁、引诱”这样的词汇。有学者指出，对这个可靠性标准的合理解释，应当是法院对从讯问的具体情况中会导致什么后果进行客观衡量，不管该具体供述本身是否可靠，它就应当被排除，即使存在对其内容予以佐证的证据。 　　R v Fulling案件也对逼迫的含义进行了讨论。在该案中Lord Lane CJ说，这个词应当被赋予其在字典中的通常含义。他引用了《牛津英语字典》中的一个说明性引注：“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词能比逼迫更能表达令人厌恶的邪恶。”Lord Lane因此强调了所设想的行为的严重性，并说法院发现很难想象存在逼迫但是讯问者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当的情况。有些时候人们认为警察任何不当言行都等于逼迫，但是并非如此。在R v Parker案件中，上诉人的律师根据Fulling案件所引用的字典的定义，主张以错误的方式运用权力。上诉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说“错误”一词应当在该定义的其他背景下来理解，特别是它之前的“繁琐”和“苛刻”，以及其后的“不公正或者残酷处遇”这些背景。如果不是这样，对《守则C》的违反，尽管很轻微，也可以说是错误的，因而将等同于逼迫。 　　二、“引诱” 　　同“威胁”一样，“引诱”的讯问方法是否遭到禁止以及其获得的口供是否会被排除并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而是在具体案件中判断其是否导致了供述不可靠的实际结果，但无论是否有其他证据作为佐证，导致供述不可靠结果的引诱行为是被禁止的。如在R v Barry案中，法院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裁定：警察通过许诺协助犯罪嫌疑人获得保释而获得的供述不可采。 　　在适用证据标准时，不能无视自白的主题。有时轻微违反《守则C》就可能使得对轻微犯罪的自白不可靠，因为被告可能认为对该犯罪的定罪判决无关紧要。然而，在使用76“由于语言或者行为而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排除证据时，必须证明――像一样，被抗议的事项确实事实上导致被告人作出了自白。在R v Golden-berg案件中，辩护方辩称，被告的自白应当被排除，因为他是海洛因瘾君子，已经被羁押了数周，他可能会说出任何事情以获得保释来满足毒瘾。然而在法院看来，立法的语言并没有走那么远。这些措词限于作出自白的人之外的事项。 　　三、“欺骗” 　　在英国的刑事诉讼实务中，在以诡计获得证据的情况下适用78的规定。如何判定诡计是否导致口供的排除，可参考两个案件。一是R v Bailey案件，在这一案件中，两个犯罪嫌疑人在警察讯问时行使了其沉默权，在警察装作不愿意让他们待在一起后，他们被遗弃关押在了装有监听器的警察局牢房中。他们随后进行的归罪性谈话被录音，并在以后被判定为可采证据。上诉法院维持了法官的判决。然而，上诉法院指出，这样的方法只能用于严重案件，并且没有逼迫或者不可靠的迹象。然而在另一案件R v Mason中，一名警察就归罪性证据的存在对犯罪嫌疑人及其沙律师撒了谎，法院判定，犯罪嫌疑人随后的自白应当排除，因为这一诡计过分了。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之后，法院在几个判例中认定了欺骗导致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