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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需要刑法保护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交易的安全。信用分为个人信用和公共信用。我国刑法比较注重对公共信用的保护，在刑法中设立伪造货币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诸多侵害公共信用的伪造罪，但对个人信用的保护则缺少具体条款。 　　一、刑法对个人信用保护存在空白 　　毋庸置疑，从刑法的性质来看，刑法是保障法具有补充性即刑法是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社会关系时，才能适用刑法进行保护，这也是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刑法就可以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侵害社会重要法益的行为放任不管。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秩序越来越重要刑法理应成为保护个人信用的一道重要屏障。 　　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毁损个人信用的行为作出专门规定，在现行刑事立法的框架下，毁损个人信用的行为只能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处理：其一，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处理;其二，如果毁损他人名誉，情节严重可以按诽谤罪论处;其三，如果行为人既没有损害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也没有损害公民的名誉，仅仅只存在毁损个人信用的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能作无罪处理。但是，公民的个人信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已成为个人的“第二张身份证”，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刑事立法，增设妨害信用罪，以保护个人信用。 　　二、增设妨害信用罪的必要性 　　1.从社会危害性来看，侵害个人信用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增设妨害信用罪的实质就是将侵害个人信用的行为犯罪化，而一种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犯罪，是这种行为客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动用刑法规制。随着我国信用消费的迅速发展，个人信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旦信用有不良记录，便给个人的生活、经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现行的刑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但是，却未能在信用问题上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个人信用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人格权利。现今社会信用活动的普遍出现，在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即守信者获利，失信者寸步难行。因此，对我国个人信用的严重损害，其社会危害性之大已经完全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必须用刑法予以规制。 　　2.信用与名誉具有不同的内涵，刑法有必要在对名誉的保护之外单独对信用加以保护。信用与名誉都是一种社会评价，有一些信用和名誉是重叠的，但信用也有名誉不能包含的内容。如不含侮辱或贬损他人经济能力的评价。一般认为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才能以及其他素质的综合社会评价，是对主体人格的社会评价;信用则是对民事主体经济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我国台湾学者赵琛认为“信用乃社会上对人之经济的评价，即经济上有支付负担能力或履行义务能力，为人所信任者也。”另有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信用乃是自然人或法人在经济活动中之可靠性，及其给付或支付能力。 　　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修订民法典债编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这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信用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规定，以区别于侵害名誉权。日本的刑法学者和判例也都认为，信用是指人的经济方面的价值，即对支付能力或者支付意思的社会信赖。 　　3.从外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立法经验来看，信用进入刑法的视野是有根据的。《韩国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散布虚假事实或者以其他欺骗方法、妨害他人信用的，处……”;《瑞士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恶意违背良知、经由陈述或散布不实之事实而重大损害或严重危及他人信用、经提出告诉者，处……”;《日本刑法典》第二百三十三规定：“毁损信用妨害业务、散布虚伪之风声或使用伪计而损害他人信用或妨害其业务，处……”;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散布流言或以诈术损害他人之信用，处……”等。信用犯罪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刑法分则中加以规定，充分反映刑事立法者对保护信用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怀。 　　三、增设妨害信用罪的初步设想 　　基于我国刑法中个人信用规定缺位的现实，对个人信用的保护又是现代社会对刑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也应该设立专门的侵害个人信用的犯罪。 　　1.妨害信用罪的犯罪客体。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一般将法益(相当于我国的犯罪客体)分为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损害公共信用的犯罪如伪造罪都属于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而对个人信用的犯罪则属于对个人法益的犯罪。笔者认为，个人信用是对人的经济方面的评价，信用虽然与财产比较接近，但毁损信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