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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9：当代经济学流派与思潮（三） 在这一讲中，在简单地讲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后，我们主要学习的是以科斯为代表并开启的新制度经济学，尤其强调了威廉姆森的开创性的活动。 一、新、旧制度主义经济学 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代，主要代表化合物是凡勃仑、康芒斯、艾尔斯等。凡勃仑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第二阶段是从20年代到50年代到现在，主要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也有人认为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仑。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这是制度学派从旧传统到新理论的过渡阶段，其代表人物是米音斯和艾尔斯等人，艾尔斯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人物。第三阶段大体上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这一阶段是制度学派有时被称作是新制度学派，它继承了前二个阶段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特色，然后根据第二资助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条件加以发挥，使制度经济理论具有某些新的特征。它的代表化合物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及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英国经济学家甘布尔，其中加尔布雷思是领袖人物，而缪尔达尔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也有一定代表性。但如果这样来划分，那么科斯开启的制度分析方法为主导的制度学派就要算作是第四个阶段了。（参见董瑞华、傅尔基著《经济学说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但除了制度分析的共同特征之外，科斯同以上的制度主义者的理论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新旧制度主义不能用时间段来分，而应当以分析的方法来区别。但科斯的方法开始比旧制度主义来说是稍晚一些的，所以习惯上称作新制度主义，以区别于早先存在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制度学派最流行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当时美国一批自称是“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追随凡勃仑的传统，鼓吹“制度趋势”的研究，其中某些人参加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制定，成为罗斯福顾问团的重要成员。然而制度学派不久即为新兴起来的凯恩斯主义所取代，但它并未销声匿迹，仍有不少经济学家从事制度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病症”并发，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现象，制度学派又重整旗鼓活跃起来，并在美国工会组织、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分子中找到了同情者，在西欧和第三世界中也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现在人们习惯把科斯开启的制度分析方法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新”在何处呢？或者说，它区别于旧制度学派主要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把与之同时代的一些制度学派仍称之为旧制度学派呢？原因在于它们的分析方法在显著的区别。因为：1）制度分析方法不是科斯的专利，早在亚当·斯密的第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就已经存在着制度分析，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的制度学派（如凡勃仑 、康芒斯）乃至现代的制度学派（如加尔布雷斯），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一直都是反复研究和强调的重大主题；2）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新”，主要是因为它完全沿用和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人假定、稳定偏好和均衡或最大化分析。也就是说，综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里重新研究和估价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将传统理论设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视为亟待解释的关键性变量，并侧重研究效率的性质和结果如何与这些变量相联系。这是与旧制度分析显著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一点，新制度经济学与科斯以前各式各样的制度主义观点相区别，并被冠之以“新”。而旧制度主义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范式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修正 除了对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想化的规范市场交易的法规作出了否定外，新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理性的行为假设、最大化假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修正。西蒙首先使用“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对它作了阐述，所谓“有限理性”，就是“意图有理性，但仅仅有限度地有理性”（Simon，1957），因为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在处理或利用可得到的信息的能力方面受到了信息复杂性和信息不确定性的不可避免的限制；在这种有限理性的假设下，人类并不完全了解市场所有的信息，人的利己本性的损人利己方面也难以有效地观察，因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时不时会暴露无遗，机会主义描述了“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西蒙还对最大化的原则作了修正，他认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一般采用满意策略——也就是达到一个过得去的水平。”满意模型描述了一个主要决策过程，人们在感到不太满意的时候才开始搜索，他们也在同时修正他们的目标。“‘满意’明显地认识到了决策制定者的内在约束，而‘最大化’被认为是忽略了任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