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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唐宋词研究专论 第一章 流别论 第一节 诗乐流别 一 《诗经》、《楚辞》与音乐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经》回环往复、重章复沓的形式是音乐中反复歌唱留下的痕迹。可以说，《诗经》是诗乐合一留给后世的最有力的证据。 《楚辞·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国的巫歌改编的，是楚辞中最接近楚歌的。它的句式特点是“兮”字在句子的中间，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乃至汉初的楚歌也都是这样的。楚辞中的“乱”就是音乐结束的段落，是全曲的高潮，“少歌”是大型乐曲两个结束段落中的前一个段落，“倡”是乐曲的过渡段落。《九歌》是可以唱的，而《离骚·九章》等屈原模仿楚歌体制而创作的作品，则已经是不歌而诵的了。 《史记·项羽本纪》云：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司马贞正义：“颜师古云：‘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若鸡鸣为歌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岂亦鸡鸣时乎？’按：颜说是也。”美人虞所歌，正义引《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高祖本纪》云：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二 乐府诗歌与音乐 在汉代，为适应统治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乐府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也是人所共知的。乐府一面收集民歌进行改编润色，一面为一些文人创作的诗歌制谱配乐。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中央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在《明诗》、《辨骚》之后，另立《乐府》一篇；同时，萧统《文选》，亦在“赋”、“诗”、“骚”之后，另立“乐府”一类。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乐府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体。 汉代君主如高祖、武帝、成帝等，其夫人，不少出身低下，如姬、倡、讴者、舞者之类。歌舞乃诸夫人所长，史传多有记载。《汉书·外戚传》记载： 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益疏。如意且立为赵王，留长安，几代太子者数……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汉书·外戚传》又载：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 两汉乐府歌辞，今仅存三四十首，还有部分谣谚和少量文人诗歌。《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宋书·乐志》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乐府诗集》卷二六说：“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 到建安时期，还用所谓“乐府旧题”写诗，但内容却往往与原来的曲调名不相符合，譬如《蒿里》、《薤露行》本是送葬的曲调，曹操却用来写时事，诗体也改成整齐的五言。至此，诗歌与音乐已经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此后，逐渐衰息。《文心雕龙·乐府》说：“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据此，乐府的“事谢丝管”，与音乐脱节，在魏晋时期。 三 唐代的音乐 《贞观政要》卷七记载：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