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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证言证据价值的基本方法探讨 　　证人证言(testimony of witness)，通常指证人就其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有学者将证人证言称为“人证”，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习惯说“人证物证俱在”，实际上，证人证言是以证人的陈述为证，而非以人为证。证言作为民事诉讼中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证据方法，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同时由于证言的真实性常受证人的评价，话语的意思，证人的立场、视点、能力、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判断。本文是笔者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判断证言证据价值的基本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 　　一、依据证言认定事实的基本方法 　　假定有这样一个案例：原告X指控被告Y打碎了自己的门窗玻璃，要求法院判决Y给予赔偿。被告Y在答辩中否认曾打破原告X的门窗玻璃。在此案中，“Y是否打破X的门窗玻璃”成为争议的焦点。原告X举出的证人A提供了这样的证词：“我亲眼看见Y向X的门窗投掷石块并使玻璃被打碎”。由于证人A的证言将Y向X的门窗投掷石块并使玻璃被打碎的事实照搬作为内容，只要其真实性不受怀疑，就应该具有直接证明(不需要借助其他事实)X与Y所争议事实的证据价值。这种情况下，只要审理此案的法官采信证人A的证词，就能直接根据该证词认定Y打破了X的门窗玻璃。 　　在以上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把审理此案的法官依据证言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过程概括为：首先判断证言的真实性，如果证言的真实性能得到肯定，就直接依据该证言判断争议的事实是否存在。当然，这里所举案例比较简单，因为证人A的证言正好以原告X与被告Y之间所争议的事实为基本内容。而民事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情况是：法官通常只能依据证言认定一个或几个间接事实，然后依据已经获得证明的间接事实来判断当事人争议的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尽管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中，法官思维的繁复程度存在差异，但就依据证言认定事实的基本方法而论，二者没有实质的区别。 　　民事审判实践中，当证人证言成为关键证据的时候，通常最令法官头疼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依据证言认定事实，而在于证言本身的真实性是否值得信赖的判断。以前述案例为例，若被告Y对证人A的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譬如说，Y指出A当时根本不在现场;或A虽在现场，但当时A所处的位置根本不可能看到Y的所作所为等。如果证人A的证言是原告X提供的关键证据，那么，原告X要证明证人A的证言是实性的，就需要通过对必要的间接事实或再间接事实的证明(比如举出其他证据证明证人A当时在现场)，并以此推认证人A的证言是真实的。像这种需要通过对间接事实或再间接事实的证明，进而判断证言的真实性，再依据证言认定事实的场合，问题往往变得十分复杂。这也正是本文将讨论的重点。 　　二、证言意思的讨论 　　(一)话语的意思 　　在某些场合，证人使用的话语会让法官难于理解。这种典型的事例是生僻的方言和专业的用语。在不理解或不能完全理解某些话语的情况下，法官们倾向于照搬这些话语，因为这样就没有产生误解的危险，危险的是用随便的想象来理解其含义。由于我们的母语中汉语词汇的多义性和方言的丰富性，有时证人与法官都使用了相同的话语来描述某一事实，却可以作完全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因此应当充分注意。[1]比如“光脚的”用于描述人的衣着状况时，在汉语共通语中的含义比较清楚，是指脚没有穿鞋袜，呈裸露状;而在我国西南(比如四川)的部分地区的方言中，“光脚的”被用来专指男性的婴、幼儿(女性的婴、幼儿被称作“穿鞋的”)。用语一样，但二者的意思却有天壤之别。如果审理案件的法官也熟悉这种方言，发生误解的情况可以避免，反之，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在使用专家证言的场合，也可能出现为法官或当事人不易理解的情况。比如许多学者在研究法律的文义解释时常引用日本大审院曾审理过的“狸貉异同”案件为说明。据日本狩猎法施行规则，狸之猎期始于每年12月1日，终于次年2月底。一猎户于某年2月29日(闰年)在山林中狩猎时见一只貉，便射杀之。此貉惊慌之余躲进了山洞，猎户大喜，用石头堵住洞口，然后回了家。3月3日该猎户来到山洞前，用枪向洞内射击，当貉跑出洞口时，猎户让猎狗追杀逃出的貉。此事被警察知悉后，乃将该猎户移送法办，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审判中，该猎户除了就捕猎的时间问题为争执外，同时力辩所捕之兽为貉而非狸。一、二审法院依据动物学家川濑博士鉴定结果，认为貉与狸同属一物，于是均判定该猎户罪名成立。后此案上诉到大审院，大审院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其判决的理由中重要的一条是：经查，被告人所捕之兽，有十字形斑纹，被告人所在地方宇都宫，一向称之为“十字纹貉”，鲜有人称之为狸。虽学理上狸貉同属一物，但这只有具有相应动物学知识的人才知道。若以此“貉”也在不准捕获之列，则狩猎法中，于狸之下，应将“貉”也附带提及。现仅书“狸”字，罚及信“狸”与“貉”有别之人，即欠公允。本案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