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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国家的逻辑关系 　　探讨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在回答‘‘i去是什么”这样一个终极性的命题。如果追溯历史，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作为～个独立的存在总是在国家之后产生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从动物演化成人，遵从人本质巾的社会性群居到一起，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了交往的艺术，即人与人之间相互活动范围的划界，在各自的界限内满足个人的各种要求，这就是最原始的规则。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多，依据地缘上的天然联系，最初的国家形态建立起来，使得人与人基本遵守的规则与习惯在这一国家内上升为共同的、由国家强制保障的共同意志，也便是法律的锥形。从这一简单的、历史上的回顾可以看出，事实上法律的建立是在国家形成之后，根据一国内特有的政治和文化类型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又由国家保障落实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然而，这样的具体形态上的法律与围家的次序仿佛尚未解释Hj法律的本质。 　　想要揭示法律或者“法”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的、规律性的答案是不可或缺的。基于事实和历史得j}{的、国家与法律的逻辑上的关系或许可以从一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 　　一、分析实证视野下国家对法律的先决关系“对法律这样存在、运行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因素进行认识分析，最自然、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从其外部特征人手，通过对该事物各方面以及各层次特征、特性的认知、分析，直接得出该事物性质的结论。”?76在讨论法律与国家关系的时候，第一顺序进入思维层面的切人点也应该是现实存在的法与现实存在的国家。如同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实证主义学派所试图的那样，作为逻辑上的前提，价值考虑应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只有实在法①才是法律”。Ⅲ也实证主义学派在国家与法律的关系上作了相当严肃的分析，从其学说中能够窥见两者的规律性的关联。 　　根据奥斯丁的理论，实在法最为本质的特征乃是他的强制性或命令性。法律被认为是主权者的一种命令。引29“任何一种实在法都是由特定的主权者对其统治下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制定的”。但是，并非每一种命令都是法律，只有一般性的命令——前指某个人或某些人必须为某类行为或不为某些行为——才具有法律的性质。⑦奥斯丁说，“在法律这一术语的字面含义也是最一般地为人们接受和理解上，法律是一个理性存在为指导另一个理性存在而设定的规则，前者对后者拥有权力。”根据这一定义，法律包括：(1)上帝对他的造物设定的法律;(2)人对人设定的法律。奥斯丁把上帝对人设定的法律称为神法或者上帝法。人对人设定的法律主要又有两种：(1)一些是南政治上的优势者(主权者与主权者的下属)即掌握最高和下级政治权力(govern—的人设定;(2)另一部分则不是由政治上的优势者设定的。这部分实际包括恰当意义上的法律以及与经常但不恰当被叫做(improperly SO called或者improperly termed)法律的法律，后者和前者具有很强烈的相似性。奥斯丁把两者合起来称为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 凯尔森则宣称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并将这一理论推向了极致。他说，纯粹法学表明，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它取消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代之以一元论，从而建立了法律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国家理沦。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法律与国家是同一个事物，国家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法律秩序，即规范境内居民行为的集中化的法律秩序，或者说是由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和其他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行动的人所执行的法律规则、法令的总和。国家和法律都是一种强制秩序，而在一个空间范嗣内不可能有两种并列的强制秩序。这意味着国家的强制秩序也就是法律的强制秩序，“法律”只是标明国家这种强制秩序的性质而已。对凯尔森来说，“法治的政府(governmentoflaws)是一种繁冗的表述”№幽，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因此，国家和法律是共存的。 　　哈特则对自然法的理论作出了让步，他认为，‘有一些行为规则乃是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有的，如果该社会要生存下去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忠实法律的义务包括了所有根据某个法律制度的形式标准而被视为有效的规则，“尽管其中的一些规则有可能同该社会的道德意识明显不相符合”。例从以上以实在法为对象进行分析的结果中，法律对国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国家是法律的前提”这一规范上的特征就显而易见了。的确，在实证法学派兴盛的历史大环境下，“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刚刚成熟“民族国家的法律与民族国家事实上联系在一起的现实就逐渐而自然的上升成为了‘定律”。?舯这样看来，国家仿佛是法律的上一优序的概念了。 　　二、二元论揭示的理性与正义的回归法的实证分析从科学的角度上证明了在逻辑上国家是法律建立并有效的前提，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然而回到法律产生的最初原冈里，法律是一种群居的规则，由一种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