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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现状调查：月入100余元 靠种田维持生计 发布时间： 2011年04月11日10时14分 　　做了45年乡村医生的徐玉伦，年过七旬却开始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犯愁。像徐玉伦这样的乡村医生全国还有102万人，大都年过半百，是时候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了。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近几年来，泰安市东平县戴庙乡中金山村70岁的乡村医生徐玉伦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渠道，说说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议案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这让徐玉伦重新燃起希望。 　　春节前一连26天，60岁的马文芳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行走于河南、山东、湖南三省的100个自然村，共走访了100位乡村诊所医生，其中就包括徐玉伦。 　　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就是彻底的农民了 　　徐玉伦的卫生所，邻近主街，没有挂牌子，甚至连一个标志性的红“+”字都没有。 　　“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挂牌子。”房子是近年新建的，钱是由徐玉伦的子女凑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方便。”徐玉伦说。 　　房子从外面看上去还比较“场面”，堂屋三间，西侧房屋是储藏室，里面堆放着一些农具，还有一个铁皮的粮囤，算是最值钱的“家底”了；东侧两间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没有客厅。 　　临街的两间东屋，就是徐玉伦的诊所了，药架上摆满了药，桌子上堆放着一些医学书籍。墙角处堆放着几十块煤球，“天冷的时候才点炉子，防止药冻了，失效了就麻烦了。” 　　诊所的墙壁上挂着“新农合定点医疗”的牌子。 　　平时，他的诊所门是关着的，“一天来不了几个人，我不能老在这里靠着，地里有活的时候还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 　　看到记者嘴上长泡，徐玉伦说：“你这是上火。”说着，从药架上找出一盒药，倒上水让记者服用。 　　“你看到了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来看病的都没有。”徐玉伦拿出一盒药，“这一盒药好几块钱，只有1毛钱的利。我还不收诊断费。” 　　徐玉伦说，有时候他一天接不到一个病号，也有可能一天来两三个，“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的收入。”为维持生计，他还要下地，靠3亩地种植小麦、棉花和南瓜生活。 　　“还真不如开个小卖部，至少不用承担如此高的风险啊。”但他舍不得就这样把自己一辈子的“手艺”丢了。 　　当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否则，就是彻底的农民了，他们之所以一直在坚持，是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给“乡村医生”一个说法。 　　徐玉伦一直在等待一个消息：“第10235号议案立案没有？上面有没有什么答复？啥时候给答复？” 　　他清楚地记得，3月3日下午3点10分，北京的一个记者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询问行医的收入情况、种地的情况等，他知道，这应该是马文芳在两会上议案的功劳。 　　今年春节前，马文芳曾找到他，调查关于乡村医生的现状。 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乡村医生，行医42年。 　　马文芳头上的光环很多：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乡医、全国健康卫士楷模、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感动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但是，最让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今年的全国两会，他已经是第四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关注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 　　于是，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对乡村医生进行了走访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让马文芳忧心忡忡，“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 　　“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马文芳直言，而这些卫生所还要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担负着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岁的褚衍栋，从枣庄市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诉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块钱，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据统计，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共有102万人，担负着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 　　马文芳的议案，受到了很多乡村医生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行医45年的徐玉伦。 　　“议案提交后得三个月之后才给答复。”马文芳告诉本报记者。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想知道答案了。 　　“赤脚医生”在农村曾很有面子 　　徐玉伦入行行医，其实很偶然。 　　“当时整个大队1000多号人，就两个卫生员，一个70多岁了，一个年轻的业务还不是很熟练，根本不够用啊。”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