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海现象”的经济法方面的思考.docVIP

1995年3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发现了谋生的机会，他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由于他的打假行为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热烈争议。这个事态从一开始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和支持,职业打假成风,到后来的纷纷败诉，这其中所含的法律问题更是让人深思。 这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就在于这消法第49条的规定，也是王海打假的依据所在。消法第49条是这样规定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于是王海就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成了完全的“知假，买假又打假”。 不可否认“王海现象”的积极社会效应。一个就是它加强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的维权模式尚不完善。同时国民的维权意识也不承受。很多情况都是哑巴吃黄连的结局。而“王海现象”无疑是一种法律意识的普及。也可以说是维权的先驱和标杆。再者便是遏制制假货蔓延，我想也是消法第49条规定的立法初衷，它的惩罚性所体现的鼓励人们与制假卖假的恶意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性服务的经营者进行斗争。 而最后“王海现象”的纷纷败诉，法院的判定多为是“原告在×天内购买大批量×××，其行为不具备直接消费的目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费者，其实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滥用，因而不具有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故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所以这个判定的重点还是这消法第49条规定，怎样理解这规定决定“王海现象”的最终走向，而这判决的关键明显是对消法第49条中消费者的法律解释。 关于消费者的范围，目前存在较大争论的是，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使用或者利用商品，而是以买假货为手段赚取惩罚性赔偿金所体现的财产利益，意图是营利，因而不是消费者；另一种观点认为，使用或者利用商品是消费，购买或者接受某种服务也是消费，知假买假者只要是购买或者接受服务，就是消费者，就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消费者应该是为个人的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消费者与生产者及销售者不同，他或她必须是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使用者而不是生产者、经营者。也就是说，他或她购买商品的目的主要是用于个人或家庭需要而不是经营或销售，这是消费者最本质的一个特点。作为消费者，其消费活动的内容不仅包括为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和使用产品，而且包括为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而接受他人提供的服务。但无论是购买和使用商品还是接受，其目的只是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不是生产和经营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就排除了王海作为消费者的可能。因为消费者的主观是出于个人或家庭的需要，而王海则是出于牟利的动机去完成消费者的表象行为，实则不具备作为消费者的主观要素。因此可以理解法院最后的判定。 但是这样也出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他一次或几次购买了若干数量的同类商品便提出索赔之后，他也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不是消费者，这样也导致了本该受到保护的消费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关键是权衡这之间的利害。我认为这消法第49条规定的双倍赔偿，就意味着受害人在自己的损失已经得到全部补偿以后，再得到相当于原有损失的一倍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损害，而使自己的财产利益实现了“增殖”，由于自己受到损害而使自己增加了财富。正是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这种副作用，在实践中，它会鼓励人们的贪利的思想，鼓励人们去追求不当利益。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这种副作用，立法者不可能没有预见。在已经预见到惩罚性赔偿金的这种副作用的情况下，仍然制定这样的制度，立法者所注重的是这一制度的另一种作用。在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给不法商人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欺诈性服务以可乘之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政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制裁这样的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它的副作用与它的积极作用相比，显然后者的价值更为重要。在立法上，当出现这样的两难选择的时候，当然应当“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何况惩罚性赔偿金的副作用。 不难看出“王海现象”背后的现行消费者维权模式仍尚不完善，更有于不断地改进。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该法进行完善： 一、在立法上明确保护消费者弱势地位的立法宗旨。对消费者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性，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在购买、使用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有关知识、信息以及人格缺陷、受控制等因素，导致安全权、知情权、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