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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媒体道德建设 李冬燕 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小女孩被碾，路人不救”、“老人倒了是否要扶”等社会舆论的热议，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再一次被搬上桌面。在这其中，媒体再一次扮演了讨论平台的角色。媒体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又一次被提及。 一、当前新闻媒体道德准则中存在的问题 1、职责与道德的背离 发现好新闻，采写好新闻对媒体人而言是职业要求。但是当“新闻第一”原则与道德准则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特别是在媒体收（ 听）视率考核的压力下，许多媒体人在做出取舍的决定前往往会只要第一，而忽略道德准则。 几年前发生在北京某媒体的纸包子事件就是典型的例，一些媒体为迎合一部分人的需求，以求达到轰动效应，垃圾新闻应运而生。个别媒体不惜将宝贵的版面、时段刊登、播放一些低俗的娱乐新闻。什么“凤姐”、“伪娘”大行其道，新闻从业人员的职责与道德出现了严重背离。 2、新闻的真实性发生偏移 真实性历来是新闻的生命。尤其是在媒体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有的记者随意把新闻事实弄的离奇不堪。一些媒体甚至制造假事实、假现场，连一些嘉宾都是安排好的托，以《非诚勿扰》、《 我们约会吧》为代表的婚恋相亲节目，足以说明某些媒体的道德水准已经触及底线。节目中暴露出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影响到处于婚恋期的年轻人，而且还可能使一些年轻人难以形成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 二、导致新闻媒体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 1、媒体的“二元制”并存冲击着媒体的道德水准 “二元制”在媒体间通俗地说就是两个效益：一个效益是起到喉舌作用，有些媒体形象地称之为“社会效益”；另一个效益是利用媒体的影响力获取经济利益。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是“社会效益”优先，还是“经济效益”优先，在许多媒体中已经显得模糊不清，有的媒体干脆提出“两个效益”皆优先，叫“双轮驱动”。这样的结果让媒体自己失去方向，也给大众的思维带来了混乱，因为大众多年养成的通过看新闻、听广播掌握时事政策的模式被打乱了，特别是不太景气的报纸、广播，往往新闻类的版面、节目经常给“赚钱”的版面、节目让路，电视中的广告占据大多，使节目越来越远离受众。 由于“双轮驱动”的理念使得媒体无形中选择了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社会责任放在了第二位，造成媒体从业人员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对社会责任的追求，带动了想出名的人不惜一切手段炒作自己，炒作他人以一夜成名；为追求轰动效应、娱乐效果 一些媒体更多的只进行事件现象报道，毫不考虑社会效应；煽情主义的滥用，使媒体过分注重刺激受众情绪，甚至不惜以黄色暴力等内容来满足部分人的低级趣味，直接或间接地诱发了更多的犯罪！ 2、职业精神淡化 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是指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但是，有极个别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了追求报道效果，夸大、捏造，这些行为，都表现出职业精神淡化，也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 3、监督机制乏力 对于媒体的监督，一直少为人们重视，即使有“纪律”，有“查处”，也往往止于“一事一议”，也往往止于“内部处理”，最多只在媒体上报个最终处理结果，因此使一些媒体产生了“错了再重来”的想法。而更有甚者认为“手中有传媒”公器，掌握着大众传播工具，这些传播工具有强大的话语权、社会影响力，一句话，也就是有“权”，因此，媒体内就有了滋生假、丑、恶的土壤。 三、建立以新闻工作者自律机制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1、衡量新闻从业人员的绩效标准由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过渡 要彻底改变新闻工作者的效益观，就必须为个体满足的自我实现需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些媒体以工作人员拉到广告的额度作为效益标准，作为评先进的依据，人为地将金钱作为新闻工作者效益观念的主导。由此可见，改变目前新闻从业人员道德体系的关键首先是效益观念的转变，这是建立科学的道德体系的大前提，也是导向性的客观因素，需要新闻界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 2、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我国约束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法规为数不少，而这些法规制度是从他律的层面上对新闻工作者加以约束，从哲学意义上讲，外因很重要，但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因素。就目前全社会对新闻媒体的要求而言，就是要笃信并践行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要始终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恪守职业道德和操守，维护新闻事业的崇高声誉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真情实感，帮助并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做到笔墨体察民意民情，镜头反映人民心声，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充满时代气息。 3、建立监督机制，为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保障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构成参差不齐，要按照统一秩序集体行进，就要有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这样才能规范新闻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促进新闻事业健康发展。一方面是强化内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