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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军事思想 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期(秦统一中国前)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以春秋时代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春秋以前的军事思想 　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产生了财产的差别和阶级的分化，于是近亲部落结成联盟，对外争夺利益。出现了以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为代表的若干部族集团，他们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尧、舜、禹同三苗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史载，阪泉之战中“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在战争指导上表现出最初的战略思考力。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商朝和西周是中国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军队的建设和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夏代的主要兵种是步兵，商周时车兵占据重要地位。奴隶制的军制已逐步法规化，更突出地反映奴隶主的阶级意志。周天子对诸侯拥有极大的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并产生了包括“礼”、“刑”等内容的军制。 《尚书》等史籍所记载的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增强实力、强调刑赏、重视纪律、外结诸侯、使用间谍以及采取先剪羽翼、后捣腹心等战略策略 。商代卜辞中反映出重视兵员征集 ，区分攻击 、迎击以及伏击的思想 。西周时期的卜筮之书《易》,对战争性质有朴素的区分,“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易·谦》)；重视军纪,“师出以律,否臧,凶”(《易·师》)。现已失传的《军志》、《军政》等官方军事典籍的佚文，看到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认为“有德不可敌”；指出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不同功效，“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强调作战行动要慎重，“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要避敌锐气,“强而避之”，要利用地形,“地利为宝”等。 春秋战国的军事思想　由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牛耕技术的发明，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私有化的进程,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一大批原先社会地位较低的士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凭着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聚徒讲学,议论政治,游说诸侯，著书立说。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是独树一帜的,他们上承商周以来的兵学传统,并在广泛汲取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战争的新内容、新特点，创立了新的军事学说。兵家学派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被誉为兵经的《孙子》的问世，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其后相继产生的《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等兵书，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更完备，内容更丰富。春秋战国谈兵之作, 不仅限于兵学专著。 当时诸子的著作,如《管子》、《老子》、《论语》、《墨子》、《商君书》、《孟子》、《荀子》、《鹖冠子》、《经法》、《韩非子》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军事思想，而这些著作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充分地表现出儒、墨、道、法等各家的军事主张。 战争观　在战争问题上，《孙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观点成为传诵百世的警策。《司马法》关于“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尉缭子》关于“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以及《战国策》关于政治不能解决问题，则“以战续之”(张仪语)的论述，是当时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朴素认识。对于战争性质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诸子百家表明了不同观点。法家重视耕战，提倡以战争手段实现统一；儒家倡导义战，《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区分诛无道与攻无罪；道家认为兵凶战危，“兵者不祥之器”，诅咒战争，但为了反对弱肉强食,提出“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纵横家主张用战争“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在战争爆发的原因方面，《吴子》概括出五种：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经法·本伐》概括为三条：“世兵道有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尉缭子·武议》)，为此目的而战,“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在对决定战争胜负诸因素的认识上，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军事和民心士气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孙子》将其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事”；吴起认识到政治因素在国防中的重要意义，强调“在德不在险”；《文子》提出“兵之胜败皆在于政”(《上义》)；《管子》认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治国》),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 战争指导思想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兵家